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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
一栋大楼板面宽
风吹房价翻两番
我家想在楼上住
听惯了银行的拒绝
看惯了售楼小姐的白眼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花儿想要当二奶
宽广心胸当公仆
为人民和二奶服务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再也没有蜗居的景象
好山好水好地方
个个城管都强壮
领导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屁民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可见公仆的力量
好山好水好地方
个个城管都强壮
领导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屁民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强大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我都被沐浴着阳光
歌唱房市
全国房价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房市,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房市,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孕育了多少地王,
中国的经济飞起来了!
GDP增长坚强如钢.
全国房价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房市,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房市,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我们勤劳,我们勇敢,
做个房奴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搜刮了多少老人,
才得到首付交给银行！
我们爱保八,我们爱楼房,
谁敢不买我们就叫他死亡!
全国房价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房市,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房市,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房地产泡沫正在成长;
政府银行房产商,
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我们的房价天天向上,
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2009年12月22日星期二
2009年12月18日星期五
晚年
爷爷病重，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医院出来，一个人走在近郊行人极少的路上。0度左右的空气清冷，呼呼有风声。想着他侧躺在床上，无力坐起，甚至无力扭头；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风烛残年"，真切体会到了一个老人的无力感。母亲、外祖母、祖母，她们走的时候，都没有到爷爷这样的九十高龄，有些突然，有些意外。爷爷是老了，真正老了。
已经经过几次丧仪，无法适应，对它非常排斥。亲戚或余悲，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循规蹈矩。哀思是什么，是无人之时，蓦然从心底牵出的思念之索。不去想，它总是藏在心底。
有时候想，人和人人对人或许不必太好，情到深处，何堪离别。就算为了对方在生离死别的时候能轻松些，哪怕对亲人对挚友冷淡些呢，把心意压些在心底。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谁能真的这么豁达呢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
汪
（转载雄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转载声明）嫣牛博作者"推倒柏林墙" 老师的文章极好，最近出手一气呵成的万字雄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更是牛逼，如果你曾经读过赵无眠老师的《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和黄章晋老师的《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觉得受到了启发。那你就更不应该错过这篇文章，要深度有深度要广度有广度，且文采飞扬，令人叹服。我经过作者本人授权，很荣幸地把这文章转过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如果读完之后能激起您探秘近现代史的欲望，那就更好了。
历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我们都被剧透了结尾的故事，所以讲好这故事很难，让我们一起读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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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发兵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以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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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当时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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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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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须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其实心里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里还真没底。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跑到上海后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更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角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案。而丁默�、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徒，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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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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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
电动车
http://www.bullock.cn/blogs/whig/archives/88600.aspx
饭文#H3：电动车生杀不能由其对手掌握
辉格 @ 2009-12-5 8:42 阅读(1437) 评论(11) 推荐值(66) 引用通告 分类: 饭文留底
电动车生杀不能由其对手掌握
辉格
2009年12月4日
在消费者和生产企业的一片反对声中，电动摩托车技术标准即将于下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将设计时速超过20公里或车重超过40公斤的电动自行车，定义为电动摩托车，而后者属于机动车范畴；这一界定，对生产者意味着必须取得摩托车生产许可才能继续生产，对消费者意味着必须考得驾照才能继续驾车上路，而且必须行驶在机动车道上。
上述标准制订过程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把攸关一个行业生死存亡的强制性标准的制订工作，交给了直接与其竞争的另一个行业，就好比把一只年幼的花豹交给狮群，由后者判断这是不是一名合格的猎手，是否值得养大；毫不意外，狮群齐声叫道：瞧这只没用的狮子，老是往树上躲，宰了它！
不幸的是，国家标委会片面采纳了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的标准，而后者是代表汽车摩托车企业的行业利益组织；由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界定权赋予了国标委，该标准的实施将自动改变现有电动车的法律地位；一夜之间，1.2亿辆电动车变为废铁，2000多家生产企业陷于无牌生产的非法境地，500万工人须另谋出路，至少4000亿公民合法财产等同于被当场罚没就地销毁，数亿人每日享用的生活便利被剥夺，好一番狮豹出没的丛林景象。
无须深奥的法理分析，依常识可知，任何法律都不能将千百万善良民众衣食所赖的日常行为归为非法；数亿民众多年来每日骑驾电单车行于道路，对这一行为空间已构成了既有的权利，这是不能随意加以剥夺的；如果他们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利益，那么当初他们就应遭遇抗拒和阻止，如果说这种侵犯是在道路日渐拥挤之后才凸显出来，那么出来阻止他们的也应该是与他们竞争道路的行人、脚踏车和其他车辆，但我们并未看到这方面的呼吁和抗议；退一步讲，即便此等权利重划是必要且公正的，因此而遭受直接损失的车主和企业也必须得到恰当的补偿。
实际上，相对于其它代步工具，电单车以极小的负面外部效应，却为低收入和老弱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出行便利，无论在事故率、道路占用率、噪音和空气污染等方面，都表现优异，它本应成为政策鼓励的对象，却不可思议的成了打压和扼杀的对象，完全背离了以制约私人行为负外部性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原则。
恰当的行业标准，应尊重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将那些低于多数参与者期望的状况排除出去，如果一个标准过于严苛以至于将绝大多数规范对象排除在外，既不切实际也无法得到执行，这样的标准，其唯一的作用是为执行者创造寻租机会；不幸的是，国内的许多标准正是这种情况；许多部门和地方以规范市场秩序和国际接轨的名义，热衷于制订这样的标准，其背后的激励机制是：严苛而不可能执行的标准，是提升其雇员福利而同时免于财政负担的最方便途径。
就其后果而言，电摩的划界标准，并非一个向消费者提供何种品质产品的问题，而是一个道路行驶权利如何分配的问题，一个车辆制造商协会，显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恰当主体，它既非利益相关方，亦非合格仲裁者，却被赋予了骤然改变数亿公民权利的权力；如果为了挽救一个行将就木的摩托行业，可以如此冒消费大众之大不韪，市场秩序何在？
要解决此等问题，须由道路的掌管者、道路通行权利的既得者、承受交通污染的当地居民、负担道路成本的地方纳税人，共同协商谈判议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能和政策倾向，也应在这样的框架下推行实施；更何况电单车并未成为一个怨声载道而有待解决的麻烦，相关利益各方原本相安无事，何必如此无风兴浪？
饭文#H3：电动车生杀不能由其对手掌握
辉格 @ 2009-12-5 8:42 阅读(1437) 评论(11) 推荐值(66) 引用通告 分类: 饭文留底
电动车生杀不能由其对手掌握
辉格
2009年12月4日
在消费者和生产企业的一片反对声中，电动摩托车技术标准即将于下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将设计时速超过20公里或车重超过40公斤的电动自行车，定义为电动摩托车，而后者属于机动车范畴；这一界定，对生产者意味着必须取得摩托车生产许可才能继续生产，对消费者意味着必须考得驾照才能继续驾车上路，而且必须行驶在机动车道上。
上述标准制订过程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把攸关一个行业生死存亡的强制性标准的制订工作，交给了直接与其竞争的另一个行业，就好比把一只年幼的花豹交给狮群，由后者判断这是不是一名合格的猎手，是否值得养大；毫不意外，狮群齐声叫道：瞧这只没用的狮子，老是往树上躲，宰了它！
不幸的是，国家标委会片面采纳了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的标准，而后者是代表汽车摩托车企业的行业利益组织；由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界定权赋予了国标委，该标准的实施将自动改变现有电动车的法律地位；一夜之间，1.2亿辆电动车变为废铁，2000多家生产企业陷于无牌生产的非法境地，500万工人须另谋出路，至少4000亿公民合法财产等同于被当场罚没就地销毁，数亿人每日享用的生活便利被剥夺，好一番狮豹出没的丛林景象。
无须深奥的法理分析，依常识可知，任何法律都不能将千百万善良民众衣食所赖的日常行为归为非法；数亿民众多年来每日骑驾电单车行于道路，对这一行为空间已构成了既有的权利，这是不能随意加以剥夺的；如果他们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利益，那么当初他们就应遭遇抗拒和阻止，如果说这种侵犯是在道路日渐拥挤之后才凸显出来，那么出来阻止他们的也应该是与他们竞争道路的行人、脚踏车和其他车辆，但我们并未看到这方面的呼吁和抗议；退一步讲，即便此等权利重划是必要且公正的，因此而遭受直接损失的车主和企业也必须得到恰当的补偿。
实际上，相对于其它代步工具，电单车以极小的负面外部效应，却为低收入和老弱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出行便利，无论在事故率、道路占用率、噪音和空气污染等方面，都表现优异，它本应成为政策鼓励的对象，却不可思议的成了打压和扼杀的对象，完全背离了以制约私人行为负外部性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原则。
恰当的行业标准，应尊重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将那些低于多数参与者期望的状况排除出去，如果一个标准过于严苛以至于将绝大多数规范对象排除在外，既不切实际也无法得到执行，这样的标准，其唯一的作用是为执行者创造寻租机会；不幸的是，国内的许多标准正是这种情况；许多部门和地方以规范市场秩序和国际接轨的名义，热衷于制订这样的标准，其背后的激励机制是：严苛而不可能执行的标准，是提升其雇员福利而同时免于财政负担的最方便途径。
就其后果而言，电摩的划界标准，并非一个向消费者提供何种品质产品的问题，而是一个道路行驶权利如何分配的问题，一个车辆制造商协会，显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恰当主体，它既非利益相关方，亦非合格仲裁者，却被赋予了骤然改变数亿公民权利的权力；如果为了挽救一个行将就木的摩托行业，可以如此冒消费大众之大不韪，市场秩序何在？
要解决此等问题，须由道路的掌管者、道路通行权利的既得者、承受交通污染的当地居民、负担道路成本的地方纳税人，共同协商谈判议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能和政策倾向，也应在这样的框架下推行实施；更何况电单车并未成为一个怨声载道而有待解决的麻烦，相关利益各方原本相安无事，何必如此无风兴浪？
2009年11月23日星期一
砖
用屁股也能想得到【有图有真相】
(2009-11-07 09:00:57)
(2009-11-07 09:00:57) 为什么不能相信政府2
李华芳
我在前几天被政府采购的"学校板床"震惊了一下，但政府行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我的想象力，如果说床板塌了，大不了还可以滚到地下的话，那么用外强中干的粉末砖头搭起来的房子，怕是地震没来就已经自己解体了。
也许有人会说，那不就是人祸吗？SB，你没学过辩证法么，总是天灾人祸相互交织，并且天灾是主要问题。为什么？相不相信我拿出一张质量过硬保证书吓死你。还有我们的砖价经过砖家论证，绝无问题。
对的，只要是政府垄断做好事权，事情就一定会是这样。道理简单得就像不让你调查地震中死难儿童的数量一样。请注意，我用了"只要-就"句式，旨在说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事情就会依照这个逻辑必然发生。
但其他条件是可以变的，比如说，政府出钱不是自己做，而是公开招标让NGO来做；又比如说公众捐款可以不经过政府而是直接税收抵扣，可以交给NGO，然后NGO来直接做等等。总之，我的简单看法是，做好事如果是一个既定目标的话，那么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我们要分析的是采用什么手段能最有效率得达到做好事的目的。提供做好事的如果只有一家，那么必然是价高质差，尤其是在缺乏"道德和法律"的情况下。同样在缺乏道德和法律的情况下，如果有多家参与竞争，那么质量就会稍微好一点。而这恰恰是目前的窘境所在，改进的方向就是让多家参与竞争，不然政府垄断做好事的权利。这种事情，牛博网之前的行动就已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做好事的时候，你会无所畏惧。不打酱油，不俯卧撑，也不躲猫猫，而是凭借自己的正直善良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按照老罗的说法，我们就为这个世界增加了一点点美好。
=========================刘建锋的报道============================
粉粉砖惊现绵阳http://www.cet.com.cn/20091106/a1.htm
绵阳速度与砖价过山车
为了逝去的纪念
http://wangweiboke.blog.163.com/blog/static/118914868200951352341815/
艾晓明:映秀小学生马冯艳的一份公民建议书
如果你去参加地震旅游，你肯定会去映秀震中。现在，从都江堰到汶川映秀镇，高速公路汽车飞驰，只不过35-40分钟。如果你到了映秀镇，你肯定会去5・12祭坛。映秀镇还没有为旅游开发做好准备，因此，你不可能找到到城里才有的百合。像5・12纪念仪式上国家领导人轻轻放在花圈下的那朵白菊花，你也很难找到。不过，你马上就看到，当地大妈在山间采来大捧琐细的小黄花，又一枝枝地整理为一束，你花几块钱，就能成全你的心情，而且，多少也支持了当地的经济。
如果你在5・12祭坛鞠躬默哀，你就走近了亡灵栖息之地。不远处，半山上，初夏的绿草摇曳，你对废墟已经有很多想象，报纸上带来的震惊也已平息，你不见得会走过去，辨析那些墓碑。既然这里是震中，死去很多老百姓，也不足为奇。
即使你真的会走过去，把你手里的山花，轻轻放在你不认识的墓碑前，你依然不可能知晓，很久以前，就在你站立的地方，有两个小姑娘，也是一对小姐妹。她们就在这里，远望山下美丽的风景。那是与她们的家相隔半小时的地方，座落在镇上坪地的映秀小学。那个学校，和很多乡镇学校一样，有高大和宽敞的教学楼，操场上飘扬着五星红旗。
两个小姑娘多么高兴地笑着，看着远方。春天的风吹拂她们的头发，姐姐马冯艳高举起右手，像是再说，妹妹四年级了。妹妹马茂丽似乎要往树后躲，她的笑容比起姐姐的爽朗，更多了一点甜蜜。
马冯艳的家在鱼子溪一组，她出生于1994年9月11日，在映秀小学读6年级2班；妹妹比她小两岁，出生于1996年10月21日，在同一小学4年级2班。
马冯艳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在小小的便签本上记下了这样的话：一、不准不写作业；二、不准和父母吵架；三、不准黑夜出去玩；四、不能晚回家；五、不能做危险的事；六、不能和妹妹吵架；最重要一条，不能贪玩，要把学习，一定要搞好。
这些能做和不能做的事，通常来自爸爸妈妈的训诫；但马冯艳不止是个好孩子。小小的她，13岁半的应届毕业生马冯艳，已经知道自己对学校、对社会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一位志愿者耀华到映秀镇时，走访了马冯艳的家，看到了她留在草稿本上的作文。耀华发现并为我们整理了这篇文稿：
建议书
尊敬的谭校长：
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也是即将离开映小到漩中去读书的一名学生，要离开母校了，我对母校有些建议要提，就是希望您能把学校顶楼漏水的情况治理一下。谭校长您知道么？当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总要担心着右边漏水的墙顶。那些学生害怕那小水珠会滴在自己的身上，会让自己的身上湿漉漉的，会得感冒，而还有一些同学在担心常被雨水泡过的墙顶会一不小心塌下来。
水珠滴到自己身上，而自己只顾着躲雨，所以注意力没用在学习上，致自己学习下降，所以在这我恳求谭校长您能把这墙漏水的问题解决。谭校长我想，如果不是资金问题，肯定教学楼顶楼漏水的情况解决了吧？可自己没有像校长你那样的权力，所以只好让您出马，才能马到成功。
我早就想好了，校长您可以向教育局说明这些事情，我相信教育局长一定会出资金的，还可以向映秀富强的公司叫他们捐出一些资金。
希望谭校长身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建议人：马冯艳
2008年4月1日
马冯艳在建议书里已经开始担心楼会塌，这个担心，在她和她的同学们心里，显然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她替校长想到，校长肯定也知道墙在漏水，只是找不到钱去修缮。因此她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找主管部门申请钱，一个是找当地企业捐钱。她可能怕校长不重视她的话，所以她提醒校长应该行使他所有的权力……小小的马冯艳啊，如果你能顺利毕业，你应该进入北京大学、哈佛大学，进入这个世界最好的学校；甚至，如果我有一份公民应有的选票，我愿意选择你这样公民去当教育部长、国家总理。因为，马冯艳在14岁的那一年，已经在思考如何保证校舍安全、减轻孩子们的痛苦，已经知道为有权力的人建言，提醒他们对公共事务应该尽到责任。
夏天快要到了，小姑姑用手机拍下神气的马冯艳快照。马冯艳将要升入漩口中学。2009年5月12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在这所学校的楼前落下一朵优雅的白菊，那楼严重倾斜，但没有坍塌。领导人他可能不知道你，小学生马冯艳的名字，还有你在一年前所写的这份建议书；5・12之后，你的父亲曾经把你的这份建议交给阿坝州里的领导看，但他们没有汇报给胡锦涛总书记。不远处，那如泣如诉的小号，正把一曲思念传遍世界。而山岗上的鱼子溪，据说是有三十名代表到达现场，其余人概不能下山，因为，怕坏人捣乱。
马冯艳的妈妈去了都江堰，她已经怀孕了。马冯艳的爸爸去了远山砍竹子，他要给豆荚支架子。马冯艳，你的母校将会无比的坚固，因为现在它已经有了很多很多钱。广东深圳证监局捐建的总投资超过你、也超过我对数字的理解：2951.6万元，你的新母校，能抗9级地震。
我们等了两天，才等到马冯艳的爸爸回来，因此在她的家里拍摄了马冯艳的遗物。其实没什么遗物，孩子们的书包、作业本都在学校。地震发生时，马冯艳的爸爸飞奔至学校参与救援，几天后，他找到马冯艳的遗体。马冯艳的小妹妹、笑得甜甜的马茂丽，永远掩埋在废墟下。
马冯艳独自留在那片公墓里，在那里，墓碑有几百个，埋了几千人；父母没有给马冯艳立碑。
如果你参加地震旅游，你肯定会去映秀震中；如果你到映秀震中，你肯定会去5・12祭坛。其实就在你不远处，就有马冯艳的亲人，鱼子溪的奶奶、婆婆、左邻右舍，他们在你身旁，默默劳作；也许那个提一篮子山花，卖一杯矿泉水给你的，就是见过小学生马冯艳的村民。
如果，你选择暑假出游，当你到达鱼子溪时，你也许还能见到半山上抱着奶娃子的婆婆，那婴儿可能是马冯艳新添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如今，鱼子溪的奶奶婆婆在马冯艳小姐妹曾经欢笑的树下，眺望山下穿越映秀镇的滚滚人流。已成旅游景点的映秀小学废墟，重又飘扬起一面国旗。此外，为了使废墟看起来更像废墟的样子，原来清除过的场地，又被倒入了从其他地方挪移过来的废墟瓦砾。
马冯艳的这封建议书手稿，静静留在马冯艳的家里。它原本不是写给爸爸妈妈的，它应该被看做一份无比重要的手稿，作为5・12大地震中价值无上的遗物，因为，这实际上是映秀小学的学生、一个未成年的中国公民，写给这个国家的遗书。它应该但没有被中国历史博物馆高价收藏，在地震博物馆，也找不到这份手稿。尽管，在我看来，它应该由最了不起的艺术家，以青铜材料永远铭刻。
当然，亲爱的读者，你也许和我一样，什么也做不到，那么，可不可以请求你，当你读到马冯艳这封建议书时，做一点你能做到的小事――
给鱼子溪马冯艳的爸爸妈妈，寄一份小小礼物：也许，一套婴儿服、一盒安全的奶粉、一个儿童玩具……或者，你仅仅是寄一张感谢卡，告诉他们：我们多么感谢他们，给中国和世界贡献过如此可爱的公民马冯艳；告诉他们，我们永远不能容忍因校舍垮塌而让孩子丧身的悲剧；告诉他们，我们怀念他们可爱的女儿，我们将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映秀小学学生马冯艳、马茂丽。
邮政编码:623003
地址：四川汶川映秀镇鱼子溪一组
马冯艳的父亲：马道葵 母亲： 冯明玉
2009年5月29日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
2009年11月19日星期四
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2009年11月16日星期一
脏钱
关于脏钱的一切
李海鹏 @ 2009-11-14 19:00 阅读(1542) 评论(3) 推荐值(61) 引用通告 分类: 北京客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与构建"商量"社会相比，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
CHUCK
一下午看《超市特工》，看到了Chuck和姐姐过母亲节，就是母亲过世那一天。
一下子想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我的出生承受了最多痛苦的人，从来没有收到过最钟爱的儿子的礼物，更不要说为她过节庆祝了。这是一个多么不懂事不孝顺的儿子。
这点上，或许也是童年教育的失败之处。前些天接连读了二本阐述童年教育的书；对照下来，自己的父母都是典型的爱孩子，而且认真教育（管教）孩子的人。但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判，错误之处不少，很多还是上一辈人的典型错误。
审视自己，父母传递给我的最大财富，是一种仁爱的精神。儿子没什么本事，没有精明的智慧，没有什么领袖精神，没闯进没开拓精神，没什么物质财富，各方面都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什么都没有，但是想到这笔财富就会觉得满足。母亲，你会不会认同儿子的想法呢？
富贵于我并不淡如云烟，可就是没有那种争取的动力，也断不了眼馋别人��没本事的庸才就是这样。母亲，你对儿子有几分满意呢？
2009年11月3日星期二
关注三峡
三峡蓄水猛 华中大旱凶
钱 钢
壹报主人按：钱钢先生向壹报郑重投稿，公民媒体壹报今日刊发。钱钢先生是知名报人，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灾难史的研究者，他与耿庆国主编的《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报道了不少大灾真相，其中驻马店水库垮坝死亡八万人，他亲自做了调研。这次华中大旱，他认为与三峡蓄水有关，批评猛烈。壹报一向持独立立场，刊发此论，希望引起讨论与争鸣。
水位下降
备受争议的三峡工程正面对新的质疑。9月15日，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启动最高水位（175米）蓄水，长江流量骤减。已有伏旱灾情的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苏部分地区，国庆节后旱情加剧。
三峡水库
水库满满的，下游干干的。
旱灾通常由气候变化引致。今年夏秋，包括广东在内的诸多省份少雨干旱。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今次大旱情，却与三峡有关。据报道，三峡水库水位由9月15日的近148米上升到10月24日的170米，截留之水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工湖（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0/28/content_12348717.htm ）。而与此同时，湖南各条长江支流水位迅速下降，洞庭湖水位降至60年来同期最低值。渔民无鱼可捕，枯水影响航运，长沙等城市食水供应告急。江西境内的4条大河逼近或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鄱阳湖比正常年份提前40天进入枯水期。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等地，水位降到了1968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南京出现干燥的“沙漠天气”，流鼻血的人增加二、三成。（参见：http://news.163.com/09/1030/07/5MRTNKFO000120GR.html ）
１．洞庭湖君山岛干涸的湖底捕鱼，
２．洞庭湖岳阳渔港码头干涸10月17日，
３．洞庭湖干死的鱼
10月24日以前，诸多媒体在报道华中旱情时，都引述当地水文专家的观点，指三峡蓄水是大旱的肇因之一。10月19日14时，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布“防总办11号调度令”，紧急要求三峡总公司从19日16时起，按出库流量不小于每秒8000立方米控制下泄。24日，再次加大下泄流量，并宣布175米蓄水计划推迟到11月上旬完成。这个仓促的补救决策，说明三峡蓄水的恶果引起了当局注意。
放水
然而，10月25日，官方新华网突然发布新闻稿《三峡蓄水并非近期长江中下游干旱主因》，称“近期有媒体把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与长江中下游干旱相联系，有关部门和专家表示，三峡蓄水不仅不是导致干旱的主要原因，而且将有助于改善长江最枯季节中下游的用水条件。” 显然，有关部门开始封杀对三峡工程的负面议论。
但三峡加大泄水流量后，旱区水系水位止落回涨的速度缓慢，华中旱象持续恶化。28日，三峡水库第三次加大下泄流量。当天中午，中央电视台突然报道，为缓解中下游旱情，有关部门决定调整三峡蓄水计划，上游来多少水就放多少水，并透露在年内已不可能实现175米高程蓄水（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10/28/content_12346738.htm ）。然而蹊跷的是，这条重要消息鲜有媒体转载。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三峡蓄水加剧了华中大旱。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造成重大失误的责任部门难辞其咎，然而有关部门却讳莫如深。他们躲躲闪闪，迟迟不向公众公开透明地交代真相。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把华中干旱的原因归咎于天气，称三峡蓄水是为了抗旱，蓄至高水位，才能在来年苦水季给下游补水。直到采取加大下泄流量的紧急措施后，有媒体还称赞这是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的补水功能初步显现”。
这是对公众极不负责的态度，好比一个人先劫掠，再施舍，然后以扶困救难的善士自居。请不要再欺骗老百姓，请解释：明知夏秋之际中国中部、南部少雨干旱，为什么还启动风险如此巨大的三峡蓄水计划？这次华中大旱，将造成多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 175米蓄水的潜在问题，三峡工程对环境（包括气候）的宏观影响，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有没有严格的监察？
国人皆知，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上世纪80年代，在三峡工程论证中，曾有强大的反对声浪。日后的政治高压下，工程建设计划在人大获得通过。此后，反对意见无从表达，试图监督三峡工程、揭露工程弊端的传媒一再被打压。媒体上充斥着对三峡工程的溢美之辞，赞扬工程初期运行开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原来论证的总结论和建设方案完全正确。
为什么在今秋急急上马175米高程蓄水？有关部门宣称“将兼顾上、下游需求，正确处理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之间的关系”，但一个月来长江中下游航运淤滞、供水告急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句假话。
能源部门这个央企巨无霸，真正追求的东西只有一个——钱。
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在蓄水开始时对记者道出真言：
只有蓄水到175米水位，安装的26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才能在高水头下达到其设计能力。机组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比水位在156米时增加100多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
另据报道，今年5月，以“长江电力”为平台，三峡总公司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目标资产规模高达上千亿元，长江电力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
水——电——钱，
秘密在这里：中国正处在“国进民退”的时期，国家资本疯狂控制资源，特殊集团凶猛聚敛财富。
然而今次三峡蓄水，也触犯了众多诸侯，导致各省怒气冲天。三峡175米蓄水计划高调启动又戛然而止，正反映出内地紊乱的现状。祸已酿成，责必追究，体制的裂隙正在扩大。
2009年11月1日星期日
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可爱的中国”
假货、信仰以及底线突破
狄 马 10月 30th, 2009
狄 马 10月 30th, 2009
■ 狄马
一
我曾听到一个笑话，说一个小学语文老师课堂提问学生：李白为什么"停杯投箸不能食"？学生答：因为害怕是"毒米"；老师又问：为什么他说"举杯消愁愁更愁"？学生回答：因为喝的是"假酒"，当然会愁上加愁。
有人据此发议论说，现在除了说假话是真的，没有什么是真的了。想一想也是，我们看的是假新闻，读的是盗版书，种的是假种子，上的是假化肥，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喝农药自杀怎么也不能成功，喝酒却使他送了命。我就亲眼见过，我家乡的父老制造"假羊绒"的盛景。他们把清油拌上炉灰，然后搅进羊绒堆里充份量。听说是卖给俄罗斯，我委实吃惊不小。心想，幸好是现在，如果适逢二战，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苏联红军，穿上主要由清油和炉灰做成的羊绒衫，觳觫尚且不暇，哪有余力打纳粹？
过去我们遇到坑蒙拐骗的事，老年人总安慰我们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坏事要么没有，即使有，也不是"主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看来满不是这回事。据报载，南方一些地区，整村、整乡、整县的"制假贩假"，并形成了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的良好态势（经济学家谓之"地下经济"），这就恐怕不是一个好人和坏人的比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有没有道德底线以及信仰的问题。
说起道德底线，康德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绝对的、先验的、人们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绝对命令"和头顶的星空相始终。比如，面对一个落水的人，你就必须去救，你不能考虑你的价值和落水者的价值哪一个大。那怕你是爱因斯坦，落水者是一个癌症晚期的老朽，你也必须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信仰观念问题。因为在上帝看来，我们都是脆弱的孩子，有什么功业、荣誉值得夸耀呢？只有为了他的"绝对命令"而牺牲，才是真正不朽的道德。但现在除了宗教徒
――即使是宗教徒也未必能做得到――有谁能做到呢？因而学者们将标准放低，把道德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比如对待一个落水的人，至少就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不顾一切地跳下去，那怕自己不会水，也应为了某种良知和信念去救人，这是宗教性道德；第二种就不一定非亲自去救不可，你可以打电话报警，甚至抱着岸上的电线杆子大喊大叫，也算履行了某种搭救的责任；第三种是不理睬，装作没看见，警察来调查时，说我正在岸上看风景，没有听见呼救声，这是自私，属不道德行为，但没有违法；第四种是趁火打劫，当落水者奋力爬至岸上时，不但没有援之以手，反而一脚踩了下去，这是违法，属于反道德行为，也就是说他突破了某种道德的底线，属于法律追究的范畴。因为他明知道踩下去是要死人的，但还是去踩了，这就和佯装不知、溜之大吉有了本质的区别。
我不知道这种划分能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是不是还有人认为它陈义过高？我只觉得如果照此标准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话，那么我家乡的农民制造"假羊绒"
可能还不算"突破底线"。因为羊绒是假的，顶多穿上不暖和，或者使俄罗斯人穿上它和情人约会，结果因冷得发抖和连连打喷嚏而无法接吻。这个时代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划开，然后要红包；警察将交不起"提留款"的农民带到路上，因为想早点回家，就将他们全部打死；教师因为学生不送礼，而找碴儿将学生致残或逼死；"公仆"因为收了"主人"的贿赂，而把本应由钢筋、水泥、混凝土做的桥梁拿"豆腐渣"换过，结果使许多"主人"都掉了下去；商人明知道假烟、假酒、假药不会延年益寿，但为了蝇头小利，还是多快好省地造个不停。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底线的突破"。
二
我在电视上曾看过一个我公安战士审问一个制假药的老女人的专题片。
公安战士问："你知不知道这药可以害死人？"
"知道"，老女人回答。
"那么，你的孩子病了，你会不会给他吃你制的药？"
"不会"。
"既然你的孩子你都不会给吃，你为什么要卖给别人，以致造成19人死亡呢？"
" 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老女人淡然地回答。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里，内心极度绝望，却对这个老女人生不起半点愤恨。我当然知道这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当然知道国家每时每刻都"从重、从严"
地打击"假冒伪劣"，我当然知道这个使人妻小俱死的老女人"罪大恶极"，但面对荧屏上那张麻木、颟顸、没有半点生气的脸，我的内心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悯。
这不是如主持人说的那样，是由"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悲剧"。我想法律出现以前，一个人也不能存心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猪不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很少有猪因为争食就将同类有意咬死，海豚没有读过有关黄继光、董存瑞的英雄事迹，但海豚在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时，也懂得见义勇为。因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耶稣在宽恕一个人时惯用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那么，具体到这个制假药的老女人身上，她不晓得什么呢？她不晓得人的生命是自上天得来的，它的价值和尊严，它的荣耀和卑屈，它的存在和各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且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她想"晓得"，又有谁会告诉她呢？她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教过她
"忠"，教过她"孝"，教过她"三纲五常"、"贞节烈义"，惟独没有教过她"爱"。爱自己，爱邻人，甚至爱仇敌，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她打小看见的就是掠夺、倾轧，父子相残，婆媳斗法，外表温热的亲戚趋炎附势、暗中较劲，官吏打着"惩恶扬善"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黑吃黑"。因而，她看不到希望，也没有榜样。她的灵魂沉睡着。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既然造假药能赚钱，能养活孩子，即使会死一些人又有什么关系？就像种庄稼不总是要锄掉一些杂草么？――如果硬要说不对，那也可能是说不能把人害死，或者说不能把人害死那么多，而不是说人与人压根儿就不能害，只能爱。
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两个故事。一个说，在2000年南京发生的德国商人被杀案中，凶手因杀了德国奔驰公司经理一家四口而被判死刑，但德国人，包括受害者的家属却要求为他减刑。他们的要求理所当然被我人民法院拒绝，他们就正式提出抗议，认为这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文章最后还说，在美国有一个叫受难者家属联谊会的组织，专门为杀死他们亲人的凶手辩护、呼吁、要求减刑。
另一个故事更为典型。说在震惊中外的多佛尔惨案中，58个来自中国的偷渡客被人装在运送西红柿的集装箱里活活闷死，而中国官方没有派员参加他们的葬礼。他们除了强烈谴责西方的移民政策外就是加大对国内偷渡的打击力度，因而，一个一贯代表人民的党这回就没有代表人民出去送葬。但英国的普通民众却大为悲恸，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令人感动的是，有几百个肤色不同的孩子前来参加，他们手拿蜡烛，为这些死在异乡的孤魂祈祷。还有的孩子拿着各种各样的玩具，玩具上写着"中国制造"，他们流着眼泪说，这些死去的人也许就是为我们制造玩具的人。
看到这些故事，我总是很绝望，一种民族文化自卑感油然而生。国粹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了不得，有唐诗宋词，汉赋元曲，诸子百家，儒道互补，庄老佛禅，魏晋风度……但在这些小故事面前，我对它们的自信变得不堪一击。
我不敢说这些手拿蜡烛、眼含热泪的小孩长大了一定不会"制假贩假"、坑人性命，但我敢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他们一样，懂得爱和怜悯，敬畏和悲叹每一个短促而劳碌的生命，那么，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事一定会少得多。也就是说，赝伪泛滥、道德滑坡、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我们的时代以及个人生活沦落到今天千疮百孔、到处漏水的境地，原因不是个别的，而是全体的；不是枝节的，而是根本的；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了确立短期目标的那个永恒目标；没有了确立具体纪律的那个绝对准绳；没有了构筑一切语言的那个最后词根；没有了临照一切黑暗的那个至大光明。一句话，上帝、尼采、释迦牟尼、查拉斯图拉、老聃、墨翟相继去世以后，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这才是焦点中的焦点，症结中的症结。
荆州
http://baofeng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04501975200992884243637/
2009-10-27 20:45:26 来自: 茕雪(时到时担当)
��下午两点多钟，在荆州市沙市区长江边两名十二三岁男溺水，当时十几名大一学生见势组成人梯下水救人，其中还有不会游泳的和女同学，当第二个小孩快救上岸时，由于体力不支和暗流，人梯散了，九名大学生落水，顿时救喊声一片，正好碰上冬泳队几名六十来岁的老人救起六名大学生，其他三名大学生溺水死亡，在溺水附近就有两条鱼船，船上还有人但没一个人去救，消防队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但说身上没潜水衣等救援装备就在江边打捞一会（新闻镜头）就上岸返回去的，被几名旁边的哭泣的大学生阻止，重新到江边观望并无下水捞人的意思，而海事局的船去看了下就走了，学校的领导在两个小时后才到现场，与刚才提到的两渔船的老板商讨捞尸体的费用一俱尸体一万二，渔船老板才让人开始下水捞，当捞起第一个尸体时，观者哭声一片，那捞起尸体的位置距渔船不到三米，当时只要船上的人把浆丢过去就能获救，我在旁看了心里好难受，而尸体上来医生还拿氧气去抢救的假像，（新闻镜头）此时离事发都三个来小时了，当捞起第二个大学生尸体时，渔船的老板停止行动，说二万四钱没到位，拒绝打捞尸体，旁边潜责声一片.最后老师门下跪才以一万一俱尸体成交，到六点多才打捞上来第三俱尸体，到现在为止，被救的两名小孩却玩起失踪，找不到人了，而这些新闻上却说是消防和海事局打捞尸体上来的，当你看了我说的一切你也许不太相信，但仔细看新闻画面就能看到消防队五六人在潜水里走，海事局的影都没见到过，国家养他们是干什么的，打捞尸体本身就是他们的责任，而而go-vern-ment却没人出来做，我以人格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太寒心了，我实在看不下去。的家长本来都不会死的，当时傍边就有打鱼的船，那些同学哭着跪下求渔民下去救人，几个渔民无动于衷，据说哪里经常有溺水死的当地有打捞队，打捞一个尸体12000，一般是见死不救的！那是财路啊！
此消息发自掌中天涯wap.tianya.cn ，我也要用手机发表留言！
转载自：天涯社区
原作者：我啥都不知道啊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师
处处有我师。
http://www.bullock.cn/blogs/shafa/archives/84111.aspx
道理很清楚，给定中国几乎无限量的本土博士和在读博士生，海归博士的近似替代品太多了，给你每月几千块，干不干？不干有的是别人干。海归博士的科研水平可能平均是要高一些，但给定中国目前的科研水平，那高出来的一点没有什么市场价值，换不成钱。
我在自己的twitter上最后说了两句话：
所以能力归能力，那属于你自己；钱归钱，那是市场力量。永远别埋怨怀才不遇，市场不需要的能力，自己留着自娱自乐吧。比如韩寒和冯唐的写做能力。
作为学经济学的，我根本不赞成中国大幅提高科研人员待遇，在高科技上研发上大搞竞争。科研过程太费钱，我们玩儿不起，还有几亿农民穷得要死呢。在国际上购买或山寨别人的成果就好，省钱多了。别听那些科学家痛心疾首的，都觉得自己重要，其实也是利益集团，不知百姓柴米油盐。
别以为自己经济快速增长了30年就从农民变成书香门第了，要大搞精神生活自主研发玩儿高科技了。政府可以高歌猛进的烧钱玩儿，保不齐明天还想登月呢，提升自己形象嘛。但起码经济学家不应该凑这热闹，扎扎实实算算账，就解决就业问题而言，搞高科技研发远不如搞山寨版来的实惠。
引进海归？留他们在美国做研究去吧。要喝奶不用弄那么多荷兰奶牛在家里，太贵，费草料。本土奶牛，量大，草料也不讲究，挤出来的也不是三氯氰胺，先凑合喝吧，谁叫咱穷呢？
2009年10月27日星期二
新京报
难怪说北有新京报，南有南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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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钓鱼执法"的违法性质该怎么明确
2009年10月27日08:07 来源：《新京报》
上海的"执法钓鱼"案水落石出了。
26日，浦东新区区长姜�表示：孙中界事件中，执法机关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所谓的"乘客"在搭车之前已经被告知了执法时间和地点，而且之前也曾做过黑车的"证人"。目前孙中界和之前闵行区张晖的"黑车"案件已经被终止执行或撤销。
可能又有人会高呼"网民之胜利"。且慢，上海有关方面的结论似乎有所保留――只是说"不正当取证手段"，并没有正面承认有"倒钩"存在。就在一周前，上海浦东城管执法局否认"倒钩"时，是何等"理直气壮"――"经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但现在承认"钓鱼执法"时却是春秋笔法，所以此事件还不能就此画上句号。
首先，调查组报告将"钓鱼式执法"定性为"不正当取证手段"，而不是行政违法，甚至不是"违规"。
显然，"钓鱼式执法"是公权陷害守法公民，严重败坏了公序良俗。"不正当"的定性恐怕不能平息公愤。当然，这也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严重滞后有关，执法程序"无法可依"，执法者频频"创新"，漠视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利。但"创新执法"不能违背正义的常识――伪装病人，骗取同情，诱入"伏击圈"之后，扔钱拔钥匙，执法者一拥而上，拖出司机，胁迫其承认违法。这显然超越了"不正当取证"的范畴。有律师直斥其为"有组织犯罪"，作家韩寒更是列出一长串"罪名"――"抢劫罪"、"诈骗罪"、"诬陷罪"、"非法拘禁罪"……事实上，在法律实践中，公权机关的这些"罪名"很难受到追究。但，有多少公民会认为这仅是"不正当取证"呢？
"执法钓鱼"不算违法，其中凸显法律的苍白，应引起立法者的注意。
此外，张晖、孙中界案中"违法"之处还有很多：一是行政执法者使用暴力强制当事人就范，不许报警，而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只有司法机关才能限制人身自由；二是执法机关胁迫当事人放弃申诉、复议，这是在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些行为跟"倒钩"一样，都是以公权的名义做出的。这样的违法性质，不能被忽略。
浦东新区已经承诺做好孙中界的"善后工作"。无论是孙中界申请国家赔偿（其精神损失和自伤手指的损失很难得到支持），还是民事起诉作为侵权方的执法机关，"行政违法"是否存在，都是绕不过去的归责要件。既然承诺要做好"善后"，那么浦东新区就必须明确行政"违法"的定性。
再次，"钓鱼执法"的账目应该有个交代。之前闵行交管自曝两年来罚了"黑车"5000万元，并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国家法律三令五申不得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款指标，为何上海顶风违法？公众期待有个说法。也请上海监察、审计部门调查，这5000万罚款，多少上缴了国库，多少财政返还，其中有没有"猫腻"。（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如是，"倒钩"事件，不能就此了结。浦东新区区长姜�承诺将启动追责机制。希望这种追责不能仅限于孙中界案，也不能仅限于浦东新区。这有待于上海市一级政府问责的启动。公众想知道：上海政府会如何追究长期以来执法部门"钓鱼执法"的责任？
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江苏
看到这个有点意思
苏州的尴尬：越来越像跨国公司投资上海的加工场。
南京的尴尬：身在江南，尾巴却在江北，还总是被苏锡常看不起
无锡的尴尬：既生苏，何生锡？
常州的尴尬：苏锡"无常"！"（有人以为"常"是常熟）
镇江的尴尬：除了醋还是醋。
南通的尴尬：身在江北，心在江南
扬州的尴尬：三把宝刀仍在，二十四桥仍在，但繁华不在。
泰州的尴尬：外省人以为它是扬州的。
淮阴的尴尬：没人知道他们在忙什么。
盐城的尴尬：除了离淮阴近，离哪儿都远
宿迁的尴尬：好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连云港的尴尬：靠海但离海还远着呢
徐州的尴尬：离江苏太远，离山东太近
江苏各市的心态
南京：我是省会城市和江苏的门面，我再差也无所谓，反正省领导会管的。
镇江：地理上我是苏南，经济上我是苏北，不上不下，挺好。
常州：和苏锡在一起，我是打肿脸充胖子，和徐州在一起，我是太伤自尊了。
无锡：既生苏，何生锡？不过，小苏州，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苏州：南京已被我甩下，看来省政府不搬是难以服众的了。
南通：受尽江苏剥削，却得不到任何照顾，三十六计，走为上（上海）。
扬州：总书记一退，又回到从前。还是重操旧业，玩玩三把刀吧。
盐城：笑傲淮安，我会一直压着你的。
泰州：脱离扬州是我的运气，可总感到中气不足，好象低人一等。
徐州：搞城市建设还可以，可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淮安：我的专长是要钱，活动地点是南京和北京，不然我没法面对父老乡亲。
宿迁：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我想回归淮阴，我不想在江苏垫底，当十三点。
连云港：靠山吃海，我的小日子不比宿迁、淮安、徐州差。
江苏与世界类比
南通―印度―复杂的语言，内部分化强烈，富裕与贫困交杂在这人口众多的土地，迟早出现分裂。
南京―英国―老牌工业地区，过去的辉煌使其雄风依然，在江苏离心力日增的今天，南京凭其雄厚的科教实力，令人敬畏。
苏州―美国―崛起是如此是轻易，庞大的经济和富裕使得其傲视江苏，人缘不佳但又不得不服。
无锡―日本―日资高地，不由得使人想到其产业发达和泡沫并存，但是狭隘和侵犯的本性，在江苏失去人缘。
常州―德国―富足但是低调，软弱招致无锡独立，使得目前土地人口偏弱。
扬州―埃及―悠久的历史和威名，并不意味着今日有多少繁荣，也许错误就在一条河。
泰州―以色列―独立是因为一个强大的企业，这企业和犹太人一样将会游走四方。
镇江―匈牙利―由于偶然的原因归入苏南，但是找不到苏南的特点，矛盾的心态一直摆忽不定。
徐州―俄罗斯―占据最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擅长重型产业的传统，暂时式微，不可小视。
连云港―巴拿马―听上去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但是其本身并没有看到多少实惠。
盐城―马来西亚―虽然不很发达，但是能够自己生产汽车。
淮安―印度尼西亚―很会折腾的地方，县的名字好听，而市和县交换名字叫人意外，除此以外其他的影响很少。
宿迁―格鲁吉亚―分割出来的土地，很少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甚至名字。
搞笑江苏
南京：江苏最大的城市，最没号召力的省会。经济每况愈下，靠吃老本度日。在长三角的重要地位被杭州取代。在省内被苏州无锡看不起。以语言难听出名，民风土俗，被称为最大的农村。最近在吵着撂挑子直辖。
苏州：江苏最拽的城市。GDP吓人。自诩上海后花园。把上海苏州以外的地方一律看作贫困地区。市民以到外资企业当流水线工人为荣，产品连中文标志都不加。为了经济指标疯狂抽取地下水，地表沉降严重。严重缺水，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水乡。
无锡：得过"小上海"的封号。凭借GDP张牙舞爪。工业城市，旅游资源靠人工现造但也不可小觑。喜欢跟苏州飙经济，和南京比大小。（在上海面前还比较乖）。一边唱"太湖美"一边放着太湖水发臭。
常州：出了江苏就没人知道的"大城市"。最近正在考虑往特大城市发展。工业基础还不错，另一个有潜力的污染源。因为走不出苏州无锡的阴影，所以特别看不起江北人，但据说快被南通赶上了。
镇江：跟江北基本没区别的江南城市，以醋和金山寺出名。体积袖珍，经济乏善可陈。地位相当于南京的一个县，但是喜欢往苏锡常的阵容挤，被苏锡常集体看不起。
扬州：苏北文化的发源地加大本营。经常昧着良心说自己是江南。一天时间就能看完的"历史文化名城"。谣传出美女，其实出修脚师傅搓背工。现在托某领袖的福开始大兴土木。市民逢人就说，如今我们扬州也是大城市了。
泰州：充其量一个加强版的县城，城市基础建设贻笑大方，居然也想当大城市。经济上刚有点起色到处放卫星，生怕别人不知道。热衷于跟南通争风头，跟扬州抬杠，跟安徽抢胡**。瞎折腾了一阵，知名度还是很低。
南通：地处偏远，人称"难通"，但沾了上海不少光。最恨被叫作苏北，GDP达到苏州三分之一后开始叫别人苏北，恨不得叫长江改道。同样喜欢瞎放卫星。刚为了超过省内几个过气城市沾沾自喜。回头一看连人家烟台都不如了。
盐城：苏北恶名的主要承担者，革命老区。对外开放了十多年，贫困人口一大把。海岸线长得吓人，但没有一个像样的港口。市民没见过市面，通了火车比看到恐龙还兴奋。但因为有个把属县进了全国百强而特别自信。
淮安：淮河重灾区。民风半蛮不侉，工业一穷二白。农业倒还不错，喜欢显摆敬爱的总理和洪泽湖的龙虾。还喜欢说自己是长三角城市，虽然大多数市民没见过长江长的是什么模样。
宿迁：贫困地区，靠一瓶洋河一瓶双沟打天下，经济给江苏省垫底。几个属县个个上贫困榜，靠国家接济度日。被人评价为不如西部。大多数省内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连云港：喜欢拉外地人看他海边上几座不伦不类的洋房，县域经济惨不忍睹。旅游资源本来不足为奇，几年时间从江苏最有发展前途的港口，堕落为被贫困包围的花瓶城市。
徐州：山东的弃儿，江苏的养子。大而不当的重工业城市，。以工业污染和治安混乱出名。城市规化完全不成体统。综合竞争力一再下降，煤矿老本吃光。但特别自大，总想自立为王。打出淮海经济区的旗号，但没有人响应。
省内城市大点评
苏州：以天堂美誉自居，有着良好的地理环境，自古的富庶之地，因为富庶，所以苏州人的骨子有着股小家的傲气，宁要苏州一张床，不要江北三间房,眼光势利,根深蒂固。近年来，经济在省内的一支独秀，让原本的小家傲气发挥到了及至，东舔上海、西吠南京，就连自家兄弟无锡也偶尔摆个白眼。虽然苏州有着太多的优越感了，太多的有恃无恐。但苏州人也有自己的痛楚，"苏州五虎将托起小太阳"，苏州经济繁华的背后，有着太多的依赖，注定只能是个配角的城市。所以，苏州人说话底气略显中气不足，小家子气太重。
无锡：一个名不转经转的小地方，成长为省内乃至全国闻名遐迩的大城市，无锡人创造力确实值得尊敬。但目前无锡而言，无锡很难再做大，原因很简单，无锡的地盘太小，后劲不足，加上小弟先天的反叛，无锡经济大市的光环，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无锡人还很难称霸王，同样存在着苏州人一样的小家子气。
常州：苏锡常，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其实这三个城市的发家顺序应该是常靠前。但常州近年来的经济步伐放缓，是个不争的事实。秋后的蝎子、瘦死的骆驼，是最好的形象比喻。SXC常州目前只能是依附。常州人基本很少与SC人发生矛盾，更多的是用一家人来圆场，所以常州人比较圆滑。
镇江：苏南城市中经济最差的一个，除了金山寺、醋以外很少被人提及。经济上最近几年被江北城市追的，跑起来有点累，但镇江人的心理还是比较浮躁，总认为自己苏南地理、高人一等，结果是引来更多的口水，所以，镇江人的心理存在严重的失落感。
南京：六朝古都、省会，南京的发展潜力是不言而喻的，但南京的发展似乎与潜力总是很难吻合，经济上被小弟一超再超，加上受到异域影响比较大，南京似乎显的与其他城市的格格不入。但地位还是老大，所以南京人的心态总是老大自居
钓鱼（备案2）
转自：http://www.bullock.cn/blogs/liziyang/archives/83673.aspx
关于钓鱼执法的进一步讨论
李子� @ 2009-10-24 19:59 阅读(898) 评论(2) 推荐值(4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对"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根源"一文，一些朋友有不同看法。他们的意见大致是，上海孙中界案，是一起赤裸裸的抢劫案。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政府界限什么的，有些偏离重点，不得要领。
对于孙中界案，其实我和几位朋友的看法差不多。这个个案的性质非常恶劣，谈不上什么执法，和有组织的抢劫差不多。如果在中国公民持枪合法化，那几个穿制服的匪徒被当场击毙，是一点儿也不冤的，我要拍手称快。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本案仅仅是抢劫，或者是执法者抢劫，那么，虽然恶劣，但却没什么分析的价值。警匪勾结，为非作歹，这种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禁绝。但任何社会都不会体制性地容忍这些东西。从体制的角度，对这些恶行，没什么可说的。
要想通过分析，在这个案子中发现更一般的规律，就有必要忽略执法者的个人品性，而把重点放在体制性的因素上。换句话说，分析时不妨假定执法者道德良善，秉公办事，那时，事情会怎样呢？
具体到黑车案，假如执法者严格依照法律办事，被钓的黑车司机也确有营运行为――包括长期的和偶然的。这时，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长期的职业黑车司机。一些上海本地人提供的信息表明，当地的黑车实际上是成行成市、大摇大摆、招摇过街的。显然，这些真正的黑车和管理当局是有默契的。至于背后是否有什么交易，我们没有证据，暂且不论，但这个事实足以表明，真正的运营黑车恰恰不在管制的实际范围内。
这表现出了管制的一种困境，或者说是必然的趋势。如果管制的对象符合社会需求，根本就难以禁绝，那么，管制基本上就会化为执法者寻租的机会。这时，还煞有介事地讨论黑车的外部性，及管制的必要性，是自欺欺人。
接下来看看那些偶然拉活儿的私家车主。在有些国家，这种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如果你想用车，可以搭乘任何私家车，双方协商付费。那么，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这种行为呢？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实际上就是在采用理性原则。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思路去考虑杀人、强奸、纵火等行为。对那些行为，只能采用本身原则。
既然采用理性原则，我们就来看看私自揽客是否有什么问题。鉴于成行成市的黑车大有人在，认为私自揽客抢占了有牌照者的生意，这种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只能从其他的角度找问题。已经被找出来的理由包括：乘车人无保险、发生纠纷不易处理，等等。
从自由交易的角度来说，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交易当事人是交易是否合算的最佳判断者。好东西当然人人想要，但判断好坏不能脱离价格。完全有保障的出行当然好，但价格呢？黑车乘客自己当然会计算风险和价格的比例。无需旁人代劳。而且，似乎没有证据表明，黑车的安全明显差于合法出租车，但黑车价格明显低于合法出租车。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清楚私自揽客的行为到底侵犯了谁的什么利益。完全有可能，这时一种没有受害者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侵犯某人利益呢？看来，要有一个发现信息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或者说唯一办法，就是等着看，有没有人提起诉讼。如果没人提起诉讼，那应该就是没有受害者。既然没有受害者，政府何必干预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呢？
实际情况是，政府单方面对这个有待所有人去发现答案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种行为是有害的。政府掌握什么特有的知识、具备什么特有的判断力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有的只是蛮横的暴力。
我曾经在铅笔社网站转贴过一篇文章："反思行政监管，走出社会治理死胡同"
http://www.ipencil.org/?p=2623
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其实，这篇文章的观点非常重要，也是我关于钓鱼执法思考的源头。公法和私法的分工，不仅是政府干预社会的程度问题，还是社会能否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问题。私法的意义在于，它动员了所有社会成员发现社会弊端、提起解决方案的能力。而公法，是政府（包括司法部门）对社会争议提供了固定的解决方案。这种固定方案很可能不适应社会的现实和变化，并且调整改变起来非常复杂困难。结果，人们往往置这种公法于不顾，另行发展起法律以外、甚至违法的社会规则。所谓潜规则，大抵就是如此产生的。潜规则可能非常有效，得到广泛认可，但潜规则的最大弊端在于，由于没有公开讨论、质疑的条件，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规则，并且，很难进行及时有效地改进。
有人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人们不打官司，不见得是没有不满，更可能是忌惮高昂的司法成本。
这种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到法院起诉，对许多争议来说，都是不合算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下去，可以看到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
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什么？是自治。自治的人们，会发展出各种调解纠纷的手段。法律手段，尤其是普通法，是自治社会最重要、最醒目的调解仲裁办法，但绝不是最主要的。在一个自治社会上，一定存在多种多样的调解仲裁手段。这些不同的手段，成本不同，约束力不同，分别适应各种不同的争议和纠纷。
在一个自治社会中，不是只有法院、官员和警察才能调解纠纷、仲裁是非，业主委员会、社会名流、商会、俱乐部、治安官、互助协会，等等，都可以充当仲裁者。只要双方认可，仲裁者就可以铁肩担道义。人们不必事事诉诸政府。
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争议解决方案，都共同发挥一个作用，那就是，不断发现社会中的侵权、争议现象，并集合利益各方，设计出解决方案。在自治的条件下，这些解决方案必定满足两个条件：成本最小化、满意最大化。
同时，由于私法体系的灵活性，任何一个解决方案都不必然强行推广到全社会。也就是说，不同的争议有机会得到最适应的解决方案。它们不必削足适履，被强行塞入一个固定的规则之中。
反之，任何以公权力为主的解决纠纷手段，都必然是僵硬和笨拙的，而且，人为制造出大量的外部性。适应甲地的解决方案，未必适应乙地。但既然是公权力出面，自然首先要保证平等和公正，因此，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万把锁。
联系到目前中国广受争议的城管问题。城市管理中的纠纷，许多都应该采用理性原则进行个案分析，结合具体现实，找出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必以一套规则适用于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
社区内的菜市场到底是扰民还是便民？旁人是很难确定的。但如果菜贩们向被干扰的居民提供经济补偿，也许就会皆大欢喜。现在，菜贩们要向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缴费，被干扰者没有得到补偿，自然不满。而如果强行撤销菜市，其他居民的消费需求就被罔顾了。
任何一部城市管理法规，无论多么详细缜密，都不可能预先涵盖所有的城市管理问题。这时，如果没有私法的解决办法，人们就只能依靠强制的行政力去提供粗暴简单的解决。于是，到处争议不断。这里执法力度不够，那里又执法扰民。查禁摊贩，鸡飞狗跳，路人侧目。放任不管，却又污水横流，街市混乱，怨声载道。
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类似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异，都是不同体制在知识的搜集和处理方面的能力差异。
因此，实现有效城市治理的唯一之道，既不是加强政府的执法力量，也不是求助于一揽子投票的民主制度。出路在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自治。自治的基础，则在于清晰的产权和民间自我调解纠纷机制的生长空间。
可惜，这两者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具备。怎么才能具备呢？我也不知道。
钓鱼（备查1）
转自：http://www.bullock.cn/blogs/liziyang/archives/83342.aspx
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根源
李子� @ 2009-10-21 12:42 阅读(4000) 评论(28) 推荐值(28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为了敛财，上海交通管理部门不惜把自己变成绑匪一类的组织。而他们收买的线人，同样为了敛财，不惜卖身投靠绑匪，为绑匪充当钓饵。这种荒唐的事情，如果不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真难以相信会出现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而出现这样事情的社会，其文明程度是应该大打折扣的。
荒唐的事情引起舆论一边倒的强烈抨击。这让我对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抱有希望。不过，舆论抨击虽然猛烈，但核心的问题很少被揭示，结果，政府化身土匪的动力机制并没有被真正触动。以后，我们很可能会继续遭遇身穿制服的绑匪。
大多数舆论批评都质疑"钓鱼执法"的合法性，认为执法机关不应该采用这种欺诈性的手段执法。可是，"钓鱼执法"本身并不应该被一概否定。
假设，某地频发对单身行路妇女的强奸案。为了破案，勇敢的女警察化装成单身行路妇女，在案发集中地经过，引诱罪犯作案，然后一举擒获。这种执法手段算不算"钓鱼执法"呢？如果算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被否定呢？
或者，某官员涉嫌向敌国出卖国家机密。反间谍机关伪装成敌国特务，和该官员接头，故意向其购买情报。该官员欣然前往，持情报出售。待证据确凿，反间谍机关人员一涌而出，将犯罪官员拿下。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再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巡行抓小偷的警察，发现某可疑盗窃团伙，于是进行跟踪，但该团伙成员迟迟没有出手作案。警察设法安排某人当众露财，引诱小偷出手盗窃，然后警察人赃并获。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上述情况，应该说，都属于"钓鱼执法"。也就是说，执法机关故意采取某种手段，引诱某人实施犯罪，然后一举擒获。如果没有执法机关的引诱，该犯罪人可能不会犯罪，至少不会犯被执法机关拿获的那个特定罪行。
可是，上述"钓鱼执法"中，执法机关的行为显然都不应该受到指责。他们的侦查、执法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不能说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是执法机关引诱出来的，也不能说犯罪者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那么，为什么说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对"黑车"实施"钓鱼执法"就是非常邪恶、状类绑匪的行径呢？
这要从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两个认定原则说起。
法律认定某行为属于违法或者犯罪，有两个原则：（一）本身原则；（二）理性原则。
本身原则适用于行为本身只要实施，就属于违法犯罪的情况，比如闯红灯、盗窃他人财物、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等等。这些行为，只要发生了，就是违法犯罪，就应该受到制裁甚至打击。
对这些行为，犯罪者没有理由以执法机关使用"钓鱼执法"来为自己开脱。不管别人怎么引诱，人们都不应该做这些事，做了就是违法甚至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钓鱼执法"是完全可以和应当使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把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分子找出来。
另一种情况，判断某行为是否违法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做了，还要看其行为的原因、动机和后果。这就是理性原则。比如，建筑施工制造噪声，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如果工地在荒郊野岭，大可以毫无顾忌地制造噪声。但如果工地不巧位于居民区，噪声严重扰民，居民提出抗议，那么施工就属于违法行为，施工方就要对周围居民做出补偿。
再比如，使用他人知识产权产品，如果仅仅用于教学研究，可能就不属于侵权，但如果用于商业性场所，就会构成侵权。
按照本身原则执法，好处是执法简便，成本低，但本身原则只能适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在某些条件下才属于违法犯罪，就不能笼统地适用本身原则，而必须用理性原则进行逐一判断。
"钓鱼执法"设法诱使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然后加以制裁。这种执法方式应该只适用于符合"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司法当局应该有明确的根据，确定这种行为只要实施，就会造成对他人合法利益的侵犯。
但如果一种行为并不必然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而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构成违法犯罪，这时，"钓鱼执法"是绝不可以使用的！如果使用，"钓鱼执法"将把守法公民变成执法者定义的违法者。然后，执法机关再对其进行制裁或者打击。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无异于心怀叵测的绑匪，是在公然与人民为敌。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黑车"应该适用本身原则还是理性原则？无疑，"黑车"应该适用理性原则。车主开车，自愿允许其他人搭乘，无论是否收费，我看不出这种行为何罪之有。如果采用本身原则，仅仅因为当事人做了这件事――让陌生人上车搭乘，就可以认定其违法犯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搭乘行为没有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相反，这种行为是有利于其他公民和整个社会的。
当然，有的城市有一些管制规定，比如限定出租车的营运资格，实行有限数量的牌照管理。"黑车"似乎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本身就有很多争议。主张自由市场原则的人――比如我，是坚决反对此类管制规定的。
且让我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规定是可以接受的，其立法本意也是仅仅限于"非法运营"的车辆，而不能适用于所有让陌生人搭车的情况。上海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应该并没有什么法律禁止人们搭车吧？
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正是因此而生。他们设法混淆这两种情况，采用可耻的手段，把这两种情况都归入管制范围，然后通过罚款谋取暴利。贪婪使得他们越来越过分，以至于把人们出于良善动机，帮助他人的行为也归入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上海政府也就因此达到了反道德、反社会的高度。对这种高度，吾辈只能高山仰止、望而兴叹。
那么，应该如何铲除这种邪恶呢？具体的办法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但基本的原则并不复杂。那就是，把属于本身原则的行为归入公法领域，列为公诉案件，交由执法机关直接侦查处理。而把属于理性原则的行为，归入私法领域，只是在当事人感到蒙受侵害，并提起诉讼的条件下，法庭或其他仲裁机构才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违法犯罪。换句话说，民不告，官不究。对这种行为，司法机关或者政府不能不请自到，无事生非，更不能搞什么"钓鱼执法"！
如果政府对适用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制止不力，那必将使社会秩序混乱，导致公众利益受损。那是政府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同时，如果对适用理性原则的行为，政府主动出击，甚至"钓鱼执法"，那就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伸到公民的私人领域之中。这必将导致许多本来合情合理的行为被扼杀。社会会失去许多探索、创新的空间。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
回到黑车的问题。上策的解决办法是彻底废除出租车管制条例，这自然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钓鱼执法"的可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也应该将其归入私法领域，奉行不告不理原则。我们倒要看看，黑车具体侵犯了谁的什么合法利益？是怎样侵犯的？如果长期无人去告，那么，管制条例自然也就应当在适当的机会废除了。
将本应由私法处置的行为交由公法处置，自然会纵容执法人员的贪欲，让他们主动出击，竭力把人们并非违法犯罪的行为定义为违法犯罪，并从中寻找牟利的机会。这种局面的恶劣后果已经受到了广泛批评。我希望，人们能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恶劣局面的根源，并致力于从根本上铲除邪恶。
注：关于"本身原则""理性原则"，来自薛兆丰著《商业无边界》第三章。法律出版社，2008年。
2009年10月22日星期四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闹运
官员伪造图纸骗民拆迁――被人大代表踢爆的内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8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8
如果闹运果然是赚钱的，那俺是万分期望北京能一直办下去。不但4年一次，中间3年也可以组织全球一家人都过来噻。
2009年10月18日星期日
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恨晚
《纽约客》禁区●胡舒立
浦志强 10月 15th, 2009
浦志强 10月 15th, 2009
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detail.php?uid=4744335&urpid=778947356
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
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
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
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
'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
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
"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
"《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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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撒旦，可与争锋！
樊真人 10月 13th, 2009
樊真人 10月 13th, 2009
唯有撒旦，可与争锋！
樊真人
楼行健：毛究竟有什么功绩呢？
毛犯过错误，许多是重大错误，这点恐怕已是大家共识，但部分人认为毛也是有功的，应客观完整地看待和评论毛。那么毛究竟有哪些功绩？我们不妨逐个分析一下。
一， 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站了起来?
这是最常见到的，毛的最大功绩。我们不妨来认真分析一下，所谓"三座大山"即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则本主义。在二战前，中国许多地方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东北和台湾割让给日本；香港由英国掌管；澳门由葡萄牙掌管；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武汉……有许多外国租界地，等等。
1， 推翻第一座大山――帝国主义?
（1），东北的收复是随二战结束，日本投降而回归中国的，很难算做毛的功劳，毛从来没到台湾打日本，还不是一样回归了中国？让日本在二战中决定性失败的是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并没让日军伤筋动骨。即便在中国战场上，正面作战的是"国军"，东北战场上毛自己在《毛选》中都说"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更不必谈毛没打过的南方日军。因此，毛在抗日战争胜利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十分值得商榷。
（2），其它地区的回归。台湾回归中国大概很难算做毛的功劳，香港、澳门都是在毛去世后回归的，也不必谈了。余下的就剩几个大城市的外国租界地的收复了，如果这个收复属于功劳的话，是应算给毛的。但一个国家的强盛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几块租界能对中国整体走向产生多大程度影响值得怀疑。我们今天引进的外资、企业和各种办事机构恐怕比当年不知多几倍，还不是照常按自己的道路发展进步。况且台湾地区，我们当年并没去没收外国企业，现在台湾的主体经济还不是由台湾人自己主导，并没沦为列强殖民地一说。
此外，有网友谈到除香港,澳门和东北苏军基地外,外国租界地45年就已经消失了。还有网友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租界取消的事主要是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解决的。二战是英美法的租借和中国是同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日本的租借是汪伪政府负责交涉取消的。不过这事我并没认真查资料，不作为根据。顺便说说而已，大家仅做个参考，更希望了解租界问题的朋友发表意见。
附：某网友跟贴的资料：
中国人民收回外国租界的年代
1919年收回天津德. 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
1924年收回苏联放弃的前俄租界
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9年收回天津比租界和镇江英租界
1930年收回厦门英租界
1943年收回天津广州英租界及英美比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
1945年收回在中国各地的日租界
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
1947年收回天津意大利租界及意在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的权利.
至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租界被全部收回。
2， 推翻第二座大山――封建主义?
国共内战时，毛向全中国人民表明自己未来的建国方略是建设一个类似于英美那样的民~主制度国家（这在《历~史的先声》中体现的非常明白）。这要比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不知好多少倍！这让中国人看到了个光明的未来，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许多家境优越，追求民族进步理想的富人都站到毛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毛能推翻蒋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毛那时的承诺顺应历史大潮，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说归说，后来毛建立的制度比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民主多少，恐怕就不用多说了吧。
从形式上，毛建立了个"新中国"，但这个新的国家制度究竟比原来的中华民国制度好在哪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毛跟随苏联搞的"计划经济"让大陆被台湾远远抛在后面。所有的按毛的标准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部经济失败。
死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给整个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以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这个"新"东西究竟是功是过，大家评说吧。
3， 推翻第三座大山――官僚资本主义?
毛时期，人民貌似当家作主人，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权利。有人说人民可约束官员，但你能约束的只能是毛定义的"走资派"，你约束个革委会主任来看看？你立刻会被革~命人民"识破"，由"革~命"的一伙扔进"反革~命"一伙里去，从95%一堆里骤然变成5%的一员。
说当年群众热情高，你敢不"热情"吗？知青们被人赶到农村（象不象被卖到'黑窑'？哈）还必须兴高采烈，真是被人卖了，还得帮人家数钱。高高兴兴地数。他们是自愿的吗，为什么打倒四人帮后又都回城里了？
二， 毛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真是这样吗？须知二战结束时成立[联合国]，中国就作为创始人而成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要谈这方面功劳，貌似蒋介石更大。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直到后来跟苏联闹崩才急忙与西方国家建交靠近以求平衡苏联的威胁。交的一些"兄弟国家"也没几个不翻过脸的。
也有人认为毛不怕任何敌人，敢碰硬。跟美国打、跟印度打、跟苏联打……，打出了地位，打出了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但我个人倾向于把这些算毛的"特点"，能感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世界上不多。最多算个"特长"，不算"功绩"。拉登也把许多国家整得害怕，朝鲜的原子弹也让许多国家胆战心惊，但阿富汗和朝鲜的国际形象并没因此提升。老实说跟四邻都打遍了有啥好处，在保证本国利益情况下，越少打仗越好。
三， 创造"两弹一星"，成绩惊人?
以前也觉得这挺了不起的，世界上没几个国家有原子弹！后来才发现，没有的并不一定不会造。巴基斯坦会造，朝鲜也会造，看来这玩艺是不是"高科技"真值得怀疑。
不是说中国不该造原子弹，而是把造这个也当多大的成绩炫耀，只会让人感到似乎再没更像样的东西可拿得出手。可能炒作作品不是近几年的创造哦。
即便如此，也必须明白，搞出原子弹、氢弹、导弹的关键性科学家全是外国培养的，跟毛毫无关系。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钱学森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钱三强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没有这样一大批热爱中国，以为赶走蒋介石独~裁政府，可以建设民~主新中国的热血"臭老九"，以着满腔的热情返回中国并忘我的工作，靠毛推荐上大学的张铁生之类人物，大概能造出个土地雷就不错了。呵呵~
四， 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造成强国?
以前上学课本上写，旧中国连铁钉、火柴都造不了，叫"洋钉""洋火"。但事实是怎样呢？
看下部分材料吧：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五， 毛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毛时代中国版图并没有任何扩大（反倒有网友谈到被印度夺走领土问题，认为是在沙俄夺走中国土地之后，失去领土最多的时期）。
不过，外~蒙独~立倒是跟毛有间接关系。斯大林为了地域安全，在两个大国间制造这个"缓冲带"。这情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从苏联独~立出去后，我国西部受苏联威胁消除是一样道理。要不是有毛当年和斯大林拉拉扯扯（见附件⑥），使得斯大林在蒋介石面前有王牌可打，蒙古会不会独立出去还真难说！
类似的问题在台湾上也有，为了金日成非去打朝鲜战争，使得与美国关系几乎进入战争状态，若不是蒋介石坚决反对独~立，为中华民族统一留下空间，台湾真趁乱时独立了大陆有啥脾气？现在出兵收复一个多年已被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怕不太可能了吧！
六，毛时代没有腐败现象?
很多朋友谈得最响的观点是毛时代无腐败。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个理由。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先从毛~泽~东本人说起。说毛生活简朴，困难时不吃红烧肉（资料显示改吃西餐了，非常精细、高级，《毛~泽~东遗物事典》94―96页，作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顾问：汪东兴、张玉凤出版社：红旗出版社，书号：ISBN7-80068-972-7/A.19），睡衣带补丁(资料显示补衣服花的钱一点不比买件新衣节省钱，《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第二十四篇，中央文献出版社，书号：ISBN7-5073-0504-X)。可光个韶山滴水洞别墅就占了一大片风景区，还进口不少苏联的设施和用品，须知这别墅是在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1960年兴建的，别处还有不少别墅就不提了。毛的香烟要专门制作，这一支香烟要抵上多少红烧肉啊？毛的瓷器也要专门制作，这一只饭碗要抵上多少件睡衣啊？
再看看他的亲属（更多资料请见附件⑤），众所周知江青是个上海演艺圈三流演员出身，无德无能却能挤身中央核心。毛的闺女二十出头能当上解放军报的总编。毛的臭名昭著的侄子年轻轻当上辽宁的党政军一把手，被誉为"东北太上皇"，……。
再看看当时整个社会腐败。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毛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才能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一个够"级别"的干部家里可公费装电话，出门有汽车，出差乘软席或飞机。这一切都是身份和级别的象征，普通老百姓是与电话、软席、飞机无缘的，即便你有钱。官员的食品、烟酒、生活用品都有"专供"，完全不同于普通百姓一切凭票供应的贫苦境地。当时在东北有段顺口溜就是这种差别的写照：省【群英】，县【牡丹】，一般干部【迎春】烟，工人阶级大【握手】，傻B青年【农丰】烟。（【农丰】牌香烟9分钱一包。呵呵）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的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却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张铁生、黄帅……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而会不会获得这个典型完全取决于当时政治形势需要，想树你当典型，你想跑都不行。张铁生、黄帅等就是例子。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去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比较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多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的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邪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背后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就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有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打倒却又仍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普通老百姓子女。
总之，我觉得由于现在存在社会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严重就期待回到毛时代无疑是饮鸠止渴，须知那个时代更不公平，更腐败。
七，毛共~产主~义情操高尚，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是这样吗？请看：
杨开慧1930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14日光荣就义。贺子珍1928年与毛~泽~东结婚。
贺子珍1984年逝世。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
时间顺序怎么是这样啊？
曾有朋友回帖中说那时没有《婚姻法》。难道具有共~产主~义高尚道德水准的伟大人物也需要法律强制约束吗，没人看着就干这种事？
（顺便提一句，电视剧《井冈山》不够尊重历史，杨开慧明明牺牲于1930年，但编导们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硬是将杨开慧之死提前了两年，以便合理地解释毛主席与贺子珍1928年的婚恋。呵呵）
八，毛鄙视"崇洋媚外"，反对"全盘西化"，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很多朋友认为毛有民族气节，维护国家统一，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站立起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下面事实：
毛早在1920年就写出类似于《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 ―
湖南共和国》（见附件①）等大量文章，表明自己主张各省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构想，并经过多年坚忍不拔的实践，终于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任国家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附件②）中多处明确表明支持各地独立的政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后，毛的政府也全力给予支持和歌颂（见附件③）。
在思想和精神上，毛掘了【黄帝陵】、砸了【孔子庙】，各地毁坏祖宗留下的财产及文物无数，把中华传统文化全部铲除，可谓挖了祖宗坟，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同时把死了上百年的西方洋人理论奉为之宝，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大搞"全盘西化"。甚至连小孩子也要天天学习背诵，喝水的茶缸子上也印着洋人的教导。对前苏联领导人一口一个"老大哥"，自告奋勇，甘心情愿地地以"小兄弟"自居，国际上毫无原则性地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充当"老大哥"马仔的角色，何谓丢尽人格，丧尽国格。
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嘴上喊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实际上却推行一套空前媚外的政策，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使用两种货币的国家，各地为外国人建的"友谊商店"，中国人是无法购买商品的，因为要用"外汇券"。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无论是官员、商人、游客……一律都被尊称为"外宾"，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受到高于中国人一等的照顾，比如"涉外旅馆""涉外饭店"……，总之只要一带"外"字，立马变得身价不同，中国人利益和"外宾"利益有冲突无疑立马给"外宾"让路，"外事无小事"嘛！这个原则连社会的混混也明白，即便喝多了敢打革委会主任的孩子，也绝不敢去惹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根毫毛，否则后果我想大家是很清楚的。
九， 毛时代人民生活虽然很穷，但主要是作了工业积累，现在的成果是毛积累的?
最近一段时间说"时代人民生活虽然很穷，但主要是作了工业积累，现在的成果是毛积累的"很盛行，甚至有些"专家""学者"也这样说，还洋洋洒洒写论文，亮数字。
这些说法貌似很有道理，但根本经不起认真推敲：
首先，统计数字的权威性要来自无数的原始基础数据的权威性。国家统计数字是各地方，各部门，各工厂，各乡村，个人各户原始数据的积累。文革期间各地所有机关基本瘫痪，包括公检法部门都被砸烂，全国人民每天除了学毛著、写大批判文章、揪斗阶级敌人，就是武斗。各地开着宣传车，拎着棍棒上街，厉害的地方开着坦克，拎着机关枪。在这种状态下，统计部门能统计出精确的数字十分令人怀疑。
其二，是先有统计部门的数据，然后再有宣传部门的报道宣传；还是先有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然后再有统计部门的数据跟进做支持呢？"大跃进"时统计部门能根据宣传部门的需要"统计"出亩产万斤的数字，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革狂热年代，统计数字又会怎么产生呢？
再有，人类社会总体是向前发展的，每一时期经济、技术都是在前阶段的积累基础上进步的。慈禧太后的晚清再腐朽，科技方面也比康熙盛世发达，毕竟光绪有自行车了，而康熙没有。所以用这样方法自己和自己比"进步"实在是没多大价值。
那怎么比才能看到国家经济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我想，比较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比重地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方法。这好比一个学生，他一年级时年级排名第十名，到三年级时年级排名下降到第二十名，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学生学习成绩退步了，尽管他三年级时又学会了5X6=30，而一年级时不会乘法运算。
那么请看一下毛时代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旧中国时期是变大了，还是减小了吧：
1913年（中华民国初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8.9%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可认为是中华民国末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4.5%
1973年（文革中后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4.6%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11.5%
（详见附件④）
由此可见，从1949年到1973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由4.5%变成4.6%，基本没什么增长。而1949年的中国是刚刚结束多年战乱的状态，经济受到长期战火的摧残，毛时代的经济却只能和这样一个时期一样地位。
至于毛字写得好，诗作的好，声音洪亮，步态平稳……我想就不必讨论了吧。约旦国王侯赛因当年经常自己驾飞机出国访问，一次竟甩掉两架追击的叙利亚米格―17战机！厉害不？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还是柔道高手，一人开着SU-27前往慰问士兵的图片大家看过吧。人们常笑话最笨的小布什也曾是空军驾驶员。……老实说，靠民选上台的领袖总体看比独裁夺权上台的领袖有更多个人魅力的地方，否则怎么吸引人们投票呢？最好别比这方面，不是强项，是短处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
2009年10月13日星期二
排球
奥运会决赛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一场女排，天津―辽宁。
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天津队，不为别的，就为她们上场都是笑盈盈的。啥人最好看，当然是笑的最好看。辽宁的同志们，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本来样子就没有天津队青春朝气，一脸的凝重把几个老将的暮气渲染的更厉害。
每赢一个球，天津的MM们往往喜笑颜开；而辽宁的JJ只像是艰巨任务完成一点儿，前路漫漫尚需很多努力。整场比赛，连领先拿下的一局，都没有让辽宁队卸下这种心理包袱。
天津的MM，赢球了不但会笑，还有MM偷偷地向同伴做鬼脸。不但赢球了会笑，一个倒地没救起来球，翻滚站起来还会自己笑笑。这样的比赛，才称得上是"Play"。
想起上一场，一群把排球差不多当副业的MM，黑白高矮胖瘦都有，硬是在郎平的指挥下一路进入决赛。即使面对无敌的巴西，也能从对方手里抢下一局，就是巴西在整届比赛丢的唯一一局。这是真正的"Play"。
啥时候中国女排能有这样的表现啊？
转过天想看看天津队激动庆祝的照片，顺便看看网友的评论，唉，回到了可爱的中国。
【2009-10-13 08:51:14 新浪天津网友nutrition0133
可能最可悲也是最可怜的就是张平了。雅典奥运会后，最风光的是主教练陈忠和，人气爆棚的是冯坤、张越红、周苏红……好像基本没什么人记得起张平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04
年奥运会的录像看下，从头到尾的看下，看看谁才是那届比赛的最大功臣，看看数据统计，看看张萍得了多少分，看看张萍当年的风采。哎，张萍那么重的伤，国家队不管。赵蕊蕊去
美国疗伤，张平没人管。可悲】
又看见，熊倪教练曝全运跳水金牌潜规则
http://sports.sina.com.cn/o/2009-10-13/03304629772.shtml
一个"体育精神"沦丧的国家，能成为金牌第一的大国，谁还敢说咱们中国不可爱捏？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
《财经》
一早浏览网页，看到一则很震惊的消息――《财经》杂志骨干团队集体辞职。
《财经》是我心目中的内地最佳杂志之一。不过认识并注意到这本杂志，和财经没多大关系。四川地震后，特意翻阅购买了各个周刊杂志的地震特辑。其中让我惊讶的是，《财经》的专辑是我所能找到的里面最出色的。是"最出色"，而不是最出色"之一"。超过三联生活周刊自不比说，比南都周刊更棒有点儿出乎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好的不是一点点，好的是至少一个档次的落差。组织选题，图片和文字的质量，文章的视角、广度和深度，让人爱不释卷。
这样一本出色的杂志，杂志社突发这样的新闻，中国人的惯性思维不用多想，就知道问题可能在哪方面。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92569/59608
此地不能留，自有留人处。期待这个团队的新平台。
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
阿根廷
做一个阿根廷的球迷不容易，每隔四年要被打击一次。
90年，残阵硬是顶住了西德，但是没顶住点球。
94年，球王出问题。
98年，奥特加丑陋的表演和阿亚拉让小人博格坎普一球鸡犬升天。
02年，史上最秋风扫落叶的预选赛，到了正赛只赢一场。
06年，1球领先控制比赛主动时换下核心里克尔梅，送德国入4强。
前晚看烂英格兰输给乌克兰到2点多，上床就着。想着6点开始的阿根廷预选赛生死战错过也罢，老马这队踢的就是垃圾。醒来看表7点50，正好比赛最后几分钟。眼看后卫在小禁区表演脚后跟，然后被秘鲁追平；眼看疯子加时里锁定胜局；再看到乌拉圭也在加时点球取胜。一个太戏剧的早晨。说啥15号乌拉圭对阿根廷你死我活的这场一定要看。当然，在乌拉圭的主场，阿根廷超级危险。如果世界杯没有阿根廷，地球还得转。不怪别人，还是自己的近些年的人才问题啊。
最恶心人的葡萄牙队倒赢了。好在瑞典和易卜基本没戏。那俺诚心祈祷三圣，让葡萄牙和瑞典一样，明年夏天放个大假，好好当观众吧。
长假
8天长假前，准备了100多G的电影电视剧。假后发现，1个G也没动。除了电视球赛，基本上都花在几个绝望主妇上了。
从第二季到结束第三季，明显的感觉是凶杀色情成份增加。难道观众都觉得前面太平淡，不来点儿刺激的会影响收视率？看第三季比较火大的是Susan在Mike昏迷时候的表现。感谢编剧在季末让Susan导演了那个最小但是绝对动人的婚礼，让我对她的不满大大消减。Gaby和Carlos，俩人都有可爱的孩子气，不过离婚时候的表现离可爱差的太远，大开眼界。不是冤家不聚头，估计后面还有的热闹。Lynette夫妇是我最最最欣赏的，该工作就去工作，该家庭就辞职主妇主夫，该爱时候就爱，要吵时候也不憋在心里，爽快；最重要的是彼此都能为对方考虑，理解对方。打开头就没喜欢过Bree，看了三季反而觉得连Hodge都没Bree那么恶心。Bree，所谓完美主义者，实际上是头号的表面完美主义者；做的一切都是让别人（在她心里，家人也是别人）看着完美；只要表面完美，实际上一塌糊涂都没啥。说丫有点冷血也不为过。
突然想到韩剧《看了又看》和日剧《冷暖人间》，不一样的国家，都是普通的生活剧，最最打动人的还是人情味。
2009年10月9日星期五
2009年9月30日星期三
2009年9月28日星期一
森海塞尔
插在公司电脑上连续二天不间断的放音后，终于把森海塞尔带回家试听。
很奇怪，插在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端，听电视或者放电影，声音都清澈得仿佛皮包骨头。插在DVD或者播放器的音频输出端，声音才有了血肉的感觉。结论是电视机的音频线路存在问题，把音源的声音质量压缩了。
直接插在功放上听CD，声音层次清晰，耳机对声音没多少渲染。这种原声传递的风格正对我的胃口。放了张Carmina Burana，又试了张KARAJAN的87年新年音乐会，暂时感觉唯一的不足就是音色还欠丰满，对大场面的表现显得气势不足，音场的氛围不够浓郁。数字时代的数字味吧。晚上再试张录音很有LP味道的《卡门组曲》听听看。
87年的音乐会，睡前在床上听的，很钟爱的《安娜波尔卡》，有如天籁的凯瑟琳?巴特尔的《春之声》。当时就跳跃思维到了终极大事――心说，如果能在自己心爱的音乐声中辞世，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幸福。
很奇怪，插在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端，听电视或者放电影，声音都清澈得仿佛皮包骨头。插在DVD或者播放器的音频输出端，声音才有了血肉的感觉。结论是电视机的音频线路存在问题，把音源的声音质量压缩了。
直接插在功放上听CD，声音层次清晰，耳机对声音没多少渲染。这种原声传递的风格正对我的胃口。放了张Carmina Burana，又试了张KARAJAN的87年新年音乐会，暂时感觉唯一的不足就是音色还欠丰满，对大场面的表现显得气势不足，音场的氛围不够浓郁。数字时代的数字味吧。晚上再试张录音很有LP味道的《卡门组曲》听听看。
87年的音乐会，睡前在床上听的，很钟爱的《安娜波尔卡》，有如天籁的凯瑟琳?巴特尔的《春之声》。当时就跳跃思维到了终极大事――心说，如果能在自己心爱的音乐声中辞世，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幸福。
2009年9月25日星期五
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2009年9月14日星期一
2009年9月11日星期五
国家的弃儿
中国也有911纪念。
原文转自：http://www.bullock.cn/blogs/siyi/archives/75011.aspx
国家的弃儿：献给9．11结石宝宝周年纪念日
一
这个国家对儿童的愚弄与残害，由来已久，并非始自今日，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古代的课本不说了，就是今天的课本也有诸多不堪之处。愚民教育 是我们教育的底色，外表上的光鲜掩忽不住那愚民的核心。许多成人之所以没有权利意识，不知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如何受到侵犯，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使他们始终 处于蒙昧之中而不自知。
从我第一课所学的"毛主席万岁"到女儿第一课所学的"长大为人民立功劳"――前者显性欺骗，后者隐性愚弄――中间相隔三十年，其实质没有根本的 变化。这几年为了搞教育的大一统，奉行党国至上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每年开学都通过中央电视台播送"开学第一课"。尢其是今年建国六十周年的大庆，更是搞得 声势浩大，2亿2千万中小学生在同一时刻通过电视、视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被中国媒体称为"史上最牛第一课"。由于国家被没有制衡的一党完全操控，所 以爱国主义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完全变成了热爱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代名词，成为愚民教育的核心。爱国主义成了权力操控集团绑架国家而愚弄学生、民众的成功方 式，所以尽管爱国主义教育充斥着假、大、空的内容，但官方对此依旧乐此不疲。
学校教育被党化教育所笼罩、浸淫，其毒害相当大，教育不中立，从小接受有害的教育，有的人哪怕读了大学乃至读了博士，也终身被愚弄而不自知。换 言之，官方要的教育效果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他数钱，这就是他那么起劲灌输给你假大空爱国主义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教导："任何 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二
应试教育不仅把脑子学坏，而且还把身体弄得羸弱不堪，学生眼睛近视比率越来越高。不特如此，教育不公，造成城乡及各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而形 成先天的歧视。前不久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就是因为没有所在地的户口不能上学，而自杀身亡，这样悲惨的例子并非个案。人挪活，树挪死，飞鸟尚且有迁徙自由，但 作为大活人却没有迁徙的自由：要么像石头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要么稍一活动就会暂住在中国。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连鸟都不如的非人道制度。
一方面各级政府大肆贪污，另一方面教育投入所占GDP连世界的平均水平都不到，长年在3%以下，甚至连非洲穷国加蓬的教育投入都不如。一方面用 马太效应建设少量较好的所谓重点学校，以掩盖教育整体上的贫敝，另一方面又加速制造"普九教育"达标的假相。在投入不足的情形下，各级政府为了应付上面的 压力而造假，终至在硬件建设如校舍建设上造成许多不合格的危房，就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也不能幸免。而遇到像5．12这样的天灾，就会使人祸的威力加 倍放大，从而因豆腐渣校舍而致大批学生死亡。谭作人和谢贻卉初步调查出在5．12大地震中五千多的死难学生（这名单尚不全面）里，有大约53%的学生死难 与豆腐渣校舍的倒塌有关。官方害怕这样接近真相的调查，引来更多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于是藉口谭作人纪念8平方而将他拘捕系狱。
建筑师刘家琨说："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因此他在建胡慧珊纪念馆时，就特别看重胡母刘莉所珍藏的一系列与胡慧珊有关的小物件如 脐带等，令人感到生命的尊重。《劫后天府泪纵横》里有一位母亲说，祖国的花朵，这比喻倒是好。但天底下哪有如此摧残花朵而不受任何追究的政府呢？艾晓明拍 的《我们的娃娃》里，一位家长给死去的孩子烧纸钱时沉痛地叫孩子来世不要投胎到中国。那声声凄苦的"不要投胎到中国，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无异于 昭示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正如有人说，中国风险太大，投胎需谨慎。对于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遭受政府打压，网友暗夜行路曾说："当他们连起码的善 行都无法容忍，当他们连起码的人性都无法顾及，当他们连悲伤的泪水也要视作洪水，当他们连最基本的事实也要歪曲，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是疯了"。
三
大一点的学生特别是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被学校弄去陪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这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于中小学夹道欢迎各级领导的来访，也被视为 当然之事。更有甚者，某商家开业学生也被弄去无偿服务，雨坝地里、太阳底下被淋洒，在冬天里被弄得"美丽冻人"的自然是祖国的花朵，而训话的领导们则在阳 伞下、荫凉处、空调房里享受一切＂公仆＂待遇。有次连作家贾平凹也被弄到了领导们检阅花朵们的主席台上，让花朵们大受其累，令舆论哗然。
前不久花朵们被弄到人民大会堂给领导们表演，表演结束出来在下雨，却被管理人民大会堂的人以保护领导的安全为由，不让学生再回到檐栏下避雨。你 当然有理由为此生气，但这绝不是花朵们最惨的经历。花朵们的非正常死亡不计其数，但最令愤慨，且当"永垂不朽"的是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 大火，陪同上级领导观看学生表演的当地领导在大火中喊出的"让领导先走"的无耻口号。官本位至上以及作为下属的奴才本性，使得下级官员在上级领导面前丧失 对年幼生命的起码尊重，从而使288名正值花季的学生被大火活活烧死，不少老师也因此殉难。
无独有偶，因警察玩忽职守，视生命若草芥，把吸毒的母亲带走拘押，从而让无人照看的三岁的李思怡活活饿死在家中。接下来是沙兰镇的孩子惨死在水 灾中，接着便是许多儿童被拐卖到山西及各地黑砖窑作为童工，使不少儿童受到非人的折磨。许多父母为到黑砖窑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受尽威胁，而孩子却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因为如此，民谣歌手周云蓬兄创作和演唱了这首必将不朽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来控诉这种悲惨的现实。有一天我正在听这首歌的时 候，小女问我所听何歌，答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她认为极其感人，便推荐给同学们听。同学们听后悲伤不已，不少人抹眼泪啜泣，有的甚至嚎啕大哭。
后来周云蓬到成都小酒馆做巡回演唱，我们一家甚为期待。小女知道我跟周兄有交情，于是叫我一定要带她去听他的演唱。后来我们一家人请周兄等人小 酌，她为得到周叔叔的签名碟而高兴，我想这是孩子对周云蓬的奖赏。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应该记住，有一首沉痛的歌叫做"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而创作和演唱这首歌的是一位九岁即盲的歌手周云蓬，他的爱比许多外表健康的中国人都要正常而深沉。
四
在我们这个国家，儿童杀手何其多也，今年我们又知道了另一个孩子们的杀手，它的名字叫血铅中毒。其实早在2001年北京和山西做过零至六岁儿童 血铅含量的调查，北京儿童血铅含量超标三成五，而山西则超标高达六成四，只是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而已。据专家研究，全国儿童平均血铅超标达三成，这对人数 庞大的中国儿童来说是个多么可怕的杀手！而血铅超标达三成，其数量可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据科学研究，血铅超标中毒，其主要原因如下：工业污染、含铅汽油、学习用品和玩具、食物、水和土壤等方面。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生活范围，囊括生 存的各个方面，灾难如此笼罩，儿童真是无所逃逸于天地间。儿童越小，其受血铅侵害更烈。就血铅超标中毒的比例，小孩是成人的18倍，其后果是儿童大脑发育 出现严重的问题，影响智商乃至生存，严重者会使大脑失去指挥能力以至脑瘫。如果血铅超标中毒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给整个社会生产大批智残儿童，成人后无 法自食其力，累及个人幸福，增加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负担。
由于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食物、水、土壤受到的污染越来越广泛，今年曝陕西、湖南、云南出现较大规模的儿童血铅超标中毒事件。陕西凤翔、湖 南武岗、云南通川三地的血铅中毒，均与环境污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云南通川后来说与当地企业污染无关、没有200人中毒之事外，陕西和湖南的血铅中 毒，都是当地企业对生活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特别是湖南武岗血铅超标中毒儿童竟多达1300多人，可以想见国在山河破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为了政绩和官帽，同时也为了自己贪污腐败有更多的资源性渠道，各级政府官员们，不顾惜环境，不考虑子孙后代，更不顾念给后来的执政者撂下许多烂 摊子。虽然像血铅超标中毒这样的事，目前只在陕西、湖南、云南三地曝出来，并不表明其它地方就没有，只是侥幸未被暴露出来罢了。由于耗尽资源的破坏性发 展，中国各地的环境灾难到了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癌症村、血铅中毒村等与各种疾病名字挂钩的村名，将会层出不穷，由此而生的社会冲突已处于频发期，其中的主 要受害者便是青少年儿童。
五
如今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死法真多：因没户口，读不到书，上吊自杀；有的学生因豆腐渣工程而导致的学校危房而被砸死；有血铅超标中毒而被毒死；有被 应试教育逼得跳楼而死；还有水淹、火烧、饿死等，总之指不胜屈。至于致病诱因，就更是多到不可胜数，连吃婴幼儿奶粉也可把全国29万6千婴幼儿吃出肾结 石，这就是著名的三鹿奶粉（尚有其它奶粉）事件。
奶粉里发现三聚氰胺超标，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但由于那时媒体的关注度不够，且危害人数没有这样多，故不如去年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大。由于三鹿 奶粉价格相对较便宜，成为不少城镇和农村婴幼儿的消费品，其销售面比较宽广，故多数婴幼儿由食用三鹿奶粉致病。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一般都是低收入阶层， 故造成的社会危害和震荡成本也相对较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部分吃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其父母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加上厂方和官方害怕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已死者的赔偿外，患者的冶疗则限制在三岁以下，所以那些三岁以上的患者都没能得到有效的照顾，人为地造成了诸多不公。即令是得到医治 的患儿，也因每个地方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而差别不小。
非常小的孩子因吃奶粉就出现这样的灾祸，致使患儿痛苦不堪，许多家长痛不欲生，有的家庭因高额的医治费用而倾家荡产。更令患儿家长愤怒的是，他 们联合起来找厂家要说法要赔偿，竟然被各地的政府阻止拦截，合法的索赔遭受诸种打压，这使得他们心力憔悴、危机重重。当他们聘请律师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 时候，连所聘的律师也受到各地主管机构的恐吓威胁。好不容易有许志永领导的公盟机构出来为患儿主持公道，并在索赔方面给予患儿家长一定的帮助，但公盟机构 却在这过程中遭受许多打压，以至许志永曾经被抓，公盟最终被迫解散。
在此种情形下，许多患儿家长聚集起来创办网站，将患儿的诸种信息公布出来，以期引起社会各届良知人士的关注。患儿家长中，赵连海、蒋亚林等做了 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赵连海为各地患儿家长呼吁，维护结石宝宝网站、经营结石宝宝文化衫、组织为患儿捐款、组织各种签名活动等，堪称结石宝宝维权家长的主心 骨。结石宝宝网站曾经被黑，淘宝网上结石宝宝衬衫店已于近期被迫关闭，频繁被公安、国保请喝茶请谈话，个中辛苦，令人酸楚。在结石宝宝患儿维权事件上，赵 连海不仅对得起自己的子女，对得起别的患儿，更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也为患儿争取了更多的关注和尊严。我们这个国家的孩子要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必须要有更多 像赵连海这样的父亲和良知人士，来推动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观。
虎毒尚且不食子，何况人乎？但正如威廉??詹姆士所言："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唯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所以我们要对危 害儿童健康的犯罪行为严惩不贷。一个国家不把自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当回事，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言？一个民族给自己的下一代造成许多灾难，这个民族还 有什么复兴之期？一个纳税人所养的政府不为自己国家的孩子做正当有益之事，这样的政府其合法性何在？祖国的花朵却是地道的国家弃儿，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能爱 得起来？
2009年9月8―9日于成都
原文转自：http://www.bullock.cn/blogs/siyi/archives/75011.aspx
国家的弃儿：献给9．11结石宝宝周年纪念日
一
这个国家对儿童的愚弄与残害，由来已久，并非始自今日，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古代的课本不说了，就是今天的课本也有诸多不堪之处。愚民教育 是我们教育的底色，外表上的光鲜掩忽不住那愚民的核心。许多成人之所以没有权利意识，不知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如何受到侵犯，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使他们始终 处于蒙昧之中而不自知。
从我第一课所学的"毛主席万岁"到女儿第一课所学的"长大为人民立功劳"――前者显性欺骗，后者隐性愚弄――中间相隔三十年，其实质没有根本的 变化。这几年为了搞教育的大一统，奉行党国至上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每年开学都通过中央电视台播送"开学第一课"。尢其是今年建国六十周年的大庆，更是搞得 声势浩大，2亿2千万中小学生在同一时刻通过电视、视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被中国媒体称为"史上最牛第一课"。由于国家被没有制衡的一党完全操控，所 以爱国主义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完全变成了热爱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代名词，成为愚民教育的核心。爱国主义成了权力操控集团绑架国家而愚弄学生、民众的成功方 式，所以尽管爱国主义教育充斥着假、大、空的内容，但官方对此依旧乐此不疲。
学校教育被党化教育所笼罩、浸淫，其毒害相当大，教育不中立，从小接受有害的教育，有的人哪怕读了大学乃至读了博士，也终身被愚弄而不自知。换 言之，官方要的教育效果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他数钱，这就是他那么起劲灌输给你假大空爱国主义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教导："任何 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二
应试教育不仅把脑子学坏，而且还把身体弄得羸弱不堪，学生眼睛近视比率越来越高。不特如此，教育不公，造成城乡及各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而形 成先天的歧视。前不久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就是因为没有所在地的户口不能上学，而自杀身亡，这样悲惨的例子并非个案。人挪活，树挪死，飞鸟尚且有迁徙自由，但 作为大活人却没有迁徙的自由：要么像石头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要么稍一活动就会暂住在中国。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连鸟都不如的非人道制度。
一方面各级政府大肆贪污，另一方面教育投入所占GDP连世界的平均水平都不到，长年在3%以下，甚至连非洲穷国加蓬的教育投入都不如。一方面用 马太效应建设少量较好的所谓重点学校，以掩盖教育整体上的贫敝，另一方面又加速制造"普九教育"达标的假相。在投入不足的情形下，各级政府为了应付上面的 压力而造假，终至在硬件建设如校舍建设上造成许多不合格的危房，就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也不能幸免。而遇到像5．12这样的天灾，就会使人祸的威力加 倍放大，从而因豆腐渣校舍而致大批学生死亡。谭作人和谢贻卉初步调查出在5．12大地震中五千多的死难学生（这名单尚不全面）里，有大约53%的学生死难 与豆腐渣校舍的倒塌有关。官方害怕这样接近真相的调查，引来更多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于是藉口谭作人纪念8平方而将他拘捕系狱。
建筑师刘家琨说："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因此他在建胡慧珊纪念馆时，就特别看重胡母刘莉所珍藏的一系列与胡慧珊有关的小物件如 脐带等，令人感到生命的尊重。《劫后天府泪纵横》里有一位母亲说，祖国的花朵，这比喻倒是好。但天底下哪有如此摧残花朵而不受任何追究的政府呢？艾晓明拍 的《我们的娃娃》里，一位家长给死去的孩子烧纸钱时沉痛地叫孩子来世不要投胎到中国。那声声凄苦的"不要投胎到中国，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无异于 昭示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正如有人说，中国风险太大，投胎需谨慎。对于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遭受政府打压，网友暗夜行路曾说："当他们连起码的善 行都无法容忍，当他们连起码的人性都无法顾及，当他们连悲伤的泪水也要视作洪水，当他们连最基本的事实也要歪曲，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是疯了"。
三
大一点的学生特别是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被学校弄去陪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这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于中小学夹道欢迎各级领导的来访，也被视为 当然之事。更有甚者，某商家开业学生也被弄去无偿服务，雨坝地里、太阳底下被淋洒，在冬天里被弄得"美丽冻人"的自然是祖国的花朵，而训话的领导们则在阳 伞下、荫凉处、空调房里享受一切＂公仆＂待遇。有次连作家贾平凹也被弄到了领导们检阅花朵们的主席台上，让花朵们大受其累，令舆论哗然。
前不久花朵们被弄到人民大会堂给领导们表演，表演结束出来在下雨，却被管理人民大会堂的人以保护领导的安全为由，不让学生再回到檐栏下避雨。你 当然有理由为此生气，但这绝不是花朵们最惨的经历。花朵们的非正常死亡不计其数，但最令愤慨，且当"永垂不朽"的是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 大火，陪同上级领导观看学生表演的当地领导在大火中喊出的"让领导先走"的无耻口号。官本位至上以及作为下属的奴才本性，使得下级官员在上级领导面前丧失 对年幼生命的起码尊重，从而使288名正值花季的学生被大火活活烧死，不少老师也因此殉难。
无独有偶，因警察玩忽职守，视生命若草芥，把吸毒的母亲带走拘押，从而让无人照看的三岁的李思怡活活饿死在家中。接下来是沙兰镇的孩子惨死在水 灾中，接着便是许多儿童被拐卖到山西及各地黑砖窑作为童工，使不少儿童受到非人的折磨。许多父母为到黑砖窑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受尽威胁，而孩子却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因为如此，民谣歌手周云蓬兄创作和演唱了这首必将不朽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来控诉这种悲惨的现实。有一天我正在听这首歌的时 候，小女问我所听何歌，答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她认为极其感人，便推荐给同学们听。同学们听后悲伤不已，不少人抹眼泪啜泣，有的甚至嚎啕大哭。
后来周云蓬到成都小酒馆做巡回演唱，我们一家甚为期待。小女知道我跟周兄有交情，于是叫我一定要带她去听他的演唱。后来我们一家人请周兄等人小 酌，她为得到周叔叔的签名碟而高兴，我想这是孩子对周云蓬的奖赏。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应该记住，有一首沉痛的歌叫做"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而创作和演唱这首歌的是一位九岁即盲的歌手周云蓬，他的爱比许多外表健康的中国人都要正常而深沉。
四
在我们这个国家，儿童杀手何其多也，今年我们又知道了另一个孩子们的杀手，它的名字叫血铅中毒。其实早在2001年北京和山西做过零至六岁儿童 血铅含量的调查，北京儿童血铅含量超标三成五，而山西则超标高达六成四，只是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而已。据专家研究，全国儿童平均血铅超标达三成，这对人数 庞大的中国儿童来说是个多么可怕的杀手！而血铅超标达三成，其数量可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据科学研究，血铅超标中毒，其主要原因如下：工业污染、含铅汽油、学习用品和玩具、食物、水和土壤等方面。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生活范围，囊括生 存的各个方面，灾难如此笼罩，儿童真是无所逃逸于天地间。儿童越小，其受血铅侵害更烈。就血铅超标中毒的比例，小孩是成人的18倍，其后果是儿童大脑发育 出现严重的问题，影响智商乃至生存，严重者会使大脑失去指挥能力以至脑瘫。如果血铅超标中毒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给整个社会生产大批智残儿童，成人后无 法自食其力，累及个人幸福，增加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负担。
由于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食物、水、土壤受到的污染越来越广泛，今年曝陕西、湖南、云南出现较大规模的儿童血铅超标中毒事件。陕西凤翔、湖 南武岗、云南通川三地的血铅中毒，均与环境污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云南通川后来说与当地企业污染无关、没有200人中毒之事外，陕西和湖南的血铅中 毒，都是当地企业对生活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特别是湖南武岗血铅超标中毒儿童竟多达1300多人，可以想见国在山河破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为了政绩和官帽，同时也为了自己贪污腐败有更多的资源性渠道，各级政府官员们，不顾惜环境，不考虑子孙后代，更不顾念给后来的执政者撂下许多烂 摊子。虽然像血铅超标中毒这样的事，目前只在陕西、湖南、云南三地曝出来，并不表明其它地方就没有，只是侥幸未被暴露出来罢了。由于耗尽资源的破坏性发 展，中国各地的环境灾难到了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癌症村、血铅中毒村等与各种疾病名字挂钩的村名，将会层出不穷，由此而生的社会冲突已处于频发期，其中的主 要受害者便是青少年儿童。
五
如今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死法真多：因没户口，读不到书，上吊自杀；有的学生因豆腐渣工程而导致的学校危房而被砸死；有血铅超标中毒而被毒死；有被 应试教育逼得跳楼而死；还有水淹、火烧、饿死等，总之指不胜屈。至于致病诱因，就更是多到不可胜数，连吃婴幼儿奶粉也可把全国29万6千婴幼儿吃出肾结 石，这就是著名的三鹿奶粉（尚有其它奶粉）事件。
奶粉里发现三聚氰胺超标，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但由于那时媒体的关注度不够，且危害人数没有这样多，故不如去年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大。由于三鹿 奶粉价格相对较便宜，成为不少城镇和农村婴幼儿的消费品，其销售面比较宽广，故多数婴幼儿由食用三鹿奶粉致病。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一般都是低收入阶层， 故造成的社会危害和震荡成本也相对较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部分吃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其父母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加上厂方和官方害怕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已死者的赔偿外，患者的冶疗则限制在三岁以下，所以那些三岁以上的患者都没能得到有效的照顾，人为地造成了诸多不公。即令是得到医治 的患儿，也因每个地方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而差别不小。
非常小的孩子因吃奶粉就出现这样的灾祸，致使患儿痛苦不堪，许多家长痛不欲生，有的家庭因高额的医治费用而倾家荡产。更令患儿家长愤怒的是，他 们联合起来找厂家要说法要赔偿，竟然被各地的政府阻止拦截，合法的索赔遭受诸种打压，这使得他们心力憔悴、危机重重。当他们聘请律师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 时候，连所聘的律师也受到各地主管机构的恐吓威胁。好不容易有许志永领导的公盟机构出来为患儿主持公道，并在索赔方面给予患儿家长一定的帮助，但公盟机构 却在这过程中遭受许多打压，以至许志永曾经被抓，公盟最终被迫解散。
在此种情形下，许多患儿家长聚集起来创办网站，将患儿的诸种信息公布出来，以期引起社会各届良知人士的关注。患儿家长中，赵连海、蒋亚林等做了 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赵连海为各地患儿家长呼吁，维护结石宝宝网站、经营结石宝宝文化衫、组织为患儿捐款、组织各种签名活动等，堪称结石宝宝维权家长的主心 骨。结石宝宝网站曾经被黑，淘宝网上结石宝宝衬衫店已于近期被迫关闭，频繁被公安、国保请喝茶请谈话，个中辛苦，令人酸楚。在结石宝宝患儿维权事件上，赵 连海不仅对得起自己的子女，对得起别的患儿，更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也为患儿争取了更多的关注和尊严。我们这个国家的孩子要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必须要有更多 像赵连海这样的父亲和良知人士，来推动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观。
虎毒尚且不食子，何况人乎？但正如威廉??詹姆士所言："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唯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所以我们要对危 害儿童健康的犯罪行为严惩不贷。一个国家不把自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当回事，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言？一个民族给自己的下一代造成许多灾难，这个民族还 有什么复兴之期？一个纳税人所养的政府不为自己国家的孩子做正当有益之事，这样的政府其合法性何在？祖国的花朵却是地道的国家弃儿，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能爱 得起来？
2009年9月8―9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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