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可爱的中国”

假货、信仰以及底线突破
狄 马 10月 30th, 2009

■ 狄马

我曾听到一个笑话,说一个小学语文老师课堂提问学生:李白为什么"停杯投箸不能食"?学生答:因为害怕是"毒米";老师又问:为什么他说"举杯消愁愁更愁"?学生回答:因为喝的是"假酒",当然会愁上加愁。

有人据此发议论说,现在除了说假话是真的,没有什么是真的了。想一想也是,我们看的是假新闻,读的是盗版书,种的是假种子,上的是假化肥,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喝农药自杀怎么也不能成功,喝酒却使他送了命。我就亲眼见过,我家乡的父老制造"假羊绒"的盛景。他们把清油拌上炉灰,然后搅进羊绒堆里充份量。听说是卖给俄罗斯,我委实吃惊不小。心想,幸好是现在,如果适逢二战,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苏联红军,穿上主要由清油和炉灰做成的羊绒衫,觳觫尚且不暇,哪有余力打纳粹?

过去我们遇到坑蒙拐骗的事,老年人总安慰我们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坏事要么没有,即使有,也不是"主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看来满不是这回事。据报载,南方一些地区,整村、整乡、整县的"制假贩假",并形成了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的良好态势(经济学家谓之"地下经济"),这就恐怕不是一个好人和坏人的比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有没有道德底线以及信仰的问题。

说起道德底线,康德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绝对的、先验的、人们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绝对命令"和头顶的星空相始终。比如,面对一个落水的人,你就必须去救,你不能考虑你的价值和落水者的价值哪一个大。那怕你是爱因斯坦,落水者是一个癌症晚期的老朽,你也必须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信仰观念问题。因为在上帝看来,我们都是脆弱的孩子,有什么功业、荣誉值得夸耀呢?只有为了他的"绝对命令"而牺牲,才是真正不朽的道德。但现在除了宗教徒
――即使是宗教徒也未必能做得到――有谁能做到呢?因而学者们将标准放低,把道德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比如对待一个落水的人,至少就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不顾一切地跳下去,那怕自己不会水,也应为了某种良知和信念去救人,这是宗教性道德;第二种就不一定非亲自去救不可,你可以打电话报警,甚至抱着岸上的电线杆子大喊大叫,也算履行了某种搭救的责任;第三种是不理睬,装作没看见,警察来调查时,说我正在岸上看风景,没有听见呼救声,这是自私,属不道德行为,但没有违法;第四种是趁火打劫,当落水者奋力爬至岸上时,不但没有援之以手,反而一脚踩了下去,这是违法,属于反道德行为,也就是说他突破了某种道德的底线,属于法律追究的范畴。因为他明知道踩下去是要死人的,但还是去踩了,这就和佯装不知、溜之大吉有了本质的区别。

我不知道这种划分能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是不是还有人认为它陈义过高?我只觉得如果照此标准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话,那么我家乡的农民制造"假羊绒"
可能还不算"突破底线"。因为羊绒是假的,顶多穿上不暖和,或者使俄罗斯人穿上它和情人约会,结果因冷得发抖和连连打喷嚏而无法接吻。这个时代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划开,然后要红包;警察将交不起"提留款"的农民带到路上,因为想早点回家,就将他们全部打死;教师因为学生不送礼,而找碴儿将学生致残或逼死;"公仆"因为收了"主人"的贿赂,而把本应由钢筋、水泥、混凝土做的桥梁拿"豆腐渣"换过,结果使许多"主人"都掉了下去;商人明知道假烟、假酒、假药不会延年益寿,但为了蝇头小利,还是多快好省地造个不停。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底线的突破"。

我在电视上曾看过一个我公安战士审问一个制假药的老女人的专题片。

公安战士问:"你知不知道这药可以害死人?"

"知道",老女人回答。

"那么,你的孩子病了,你会不会给他吃你制的药?"

"不会"。

"既然你的孩子你都不会给吃,你为什么要卖给别人,以致造成19人死亡呢?"

" 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老女人淡然地回答。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里,内心极度绝望,却对这个老女人生不起半点愤恨。我当然知道这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当然知道国家每时每刻都"从重、从严"
地打击"假冒伪劣",我当然知道这个使人妻小俱死的老女人"罪大恶极",但面对荧屏上那张麻木、颟顸、没有半点生气的脸,我的内心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悯。

这不是如主持人说的那样,是由"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悲剧"。我想法律出现以前,一个人也不能存心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猪不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很少有猪因为争食就将同类有意咬死,海豚没有读过有关黄继光、董存瑞的英雄事迹,但海豚在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时,也懂得见义勇为。因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耶稣在宽恕一个人时惯用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那么,具体到这个制假药的老女人身上,她不晓得什么呢?她不晓得人的生命是自上天得来的,它的价值和尊严,它的荣耀和卑屈,它的存在和各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且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她想"晓得",又有谁会告诉她呢?她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教过她
"忠",教过她"孝",教过她"三纲五常"、"贞节烈义",惟独没有教过她"爱"。爱自己,爱邻人,甚至爱仇敌,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她打小看见的就是掠夺、倾轧,父子相残,婆媳斗法,外表温热的亲戚趋炎附势、暗中较劲,官吏打着"惩恶扬善"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黑吃黑"。因而,她看不到希望,也没有榜样。她的灵魂沉睡着。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既然造假药能赚钱,能养活孩子,即使会死一些人又有什么关系?就像种庄稼不总是要锄掉一些杂草么?――如果硬要说不对,那也可能是说不能把人害死,或者说不能把人害死那么多,而不是说人与人压根儿就不能害,只能爱。

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两个故事。一个说,在2000年南京发生的德国商人被杀案中,凶手因杀了德国奔驰公司经理一家四口而被判死刑,但德国人,包括受害者的家属却要求为他减刑。他们的要求理所当然被我人民法院拒绝,他们就正式提出抗议,认为这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文章最后还说,在美国有一个叫受难者家属联谊会的组织,专门为杀死他们亲人的凶手辩护、呼吁、要求减刑。

另一个故事更为典型。说在震惊中外的多佛尔惨案中,58个来自中国的偷渡客被人装在运送西红柿的集装箱里活活闷死,而中国官方没有派员参加他们的葬礼。他们除了强烈谴责西方的移民政策外就是加大对国内偷渡的打击力度,因而,一个一贯代表人民的党这回就没有代表人民出去送葬。但英国的普通民众却大为悲恸,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令人感动的是,有几百个肤色不同的孩子前来参加,他们手拿蜡烛,为这些死在异乡的孤魂祈祷。还有的孩子拿着各种各样的玩具,玩具上写着"中国制造",他们流着眼泪说,这些死去的人也许就是为我们制造玩具的人。

看到这些故事,我总是很绝望,一种民族文化自卑感油然而生。国粹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了不得,有唐诗宋词,汉赋元曲,诸子百家,儒道互补,庄老佛禅,魏晋风度……但在这些小故事面前,我对它们的自信变得不堪一击。

我不敢说这些手拿蜡烛、眼含热泪的小孩长大了一定不会"制假贩假"、坑人性命,但我敢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他们一样,懂得爱和怜悯,敬畏和悲叹每一个短促而劳碌的生命,那么,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事一定会少得多。也就是说,赝伪泛滥、道德滑坡、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我们的时代以及个人生活沦落到今天千疮百孔、到处漏水的境地,原因不是个别的,而是全体的;不是枝节的,而是根本的;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了确立短期目标的那个永恒目标;没有了确立具体纪律的那个绝对准绳;没有了构筑一切语言的那个最后词根;没有了临照一切黑暗的那个至大光明。一句话,上帝、尼采、释迦牟尼、查拉斯图拉、老聃、墨翟相继去世以后,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这才是焦点中的焦点,症结中的症结。

荆州

http://baofeng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04501975200992884243637/


2009-10-27 20:45:26 来自: 茕雪(时到时担当)
��下午两点多钟,在荆州市沙市区长江边两名十二三岁男溺水,当时十几名大一学生见势组成人梯下水救人,其中还有不会游泳的和女同学,当第二个小孩快救上岸时,由于体力不支和暗流,人梯散了,九名大学生落水,顿时救喊声一片,正好碰上冬泳队几名六十来岁的老人救起六名大学生,其他三名大学生溺水死亡,在溺水附近就有两条鱼船,船上还有人但没一个人去救,消防队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但说身上没潜水衣等救援装备就在江边打捞一会(新闻镜头)就上岸返回去的,被几名旁边的哭泣的大学生阻止,重新到江边观望并无下水捞人的意思,而海事局的船去看了下就走了,学校的领导在两个小时后才到现场,与刚才提到的两渔船的老板商讨捞尸体的费用一俱尸体一万二,渔船老板才让人开始下水捞,当捞起第一个尸体时,观者哭声一片,那捞起尸体的位置距渔船不到三米,当时只要船上的人把浆丢过去就能获救,我在旁看了心里好难受,而尸体上来医生还拿氧气去抢救的假像,(新闻镜头)此时离事发都三个来小时了,当捞起第二个大学生尸体时,渔船的老板停止行动,说二万四钱没到位,拒绝打捞尸体,旁边潜责声一片.最后老师门下跪才以一万一俱尸体成交,到六点多才打捞上来第三俱尸体,到现在为止,被救的两名小孩却玩起失踪,找不到人了,而这些新闻上却说是消防和海事局打捞尸体上来的,当你看了我说的一切你也许不太相信,但仔细看新闻画面就能看到消防队五六人在潜水里走,海事局的影都没见到过,国家养他们是干什么的,打捞尸体本身就是他们的责任,而而go-vern-ment却没人出来做,我以人格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太寒心了,我实在看不下去。的家长本来都不会死的,当时傍边就有打鱼的船,那些同学哭着跪下求渔民下去救人,几个渔民无动于衷,据说哪里经常有溺水死的当地有打捞队,打捞一个尸体12000,一般是见死不救的!那是财路啊!
此消息发自掌中天涯wap.tianya.cn ,我也要用手机发表留言!
转载自:天涯社区
原作者:我啥都不知道啊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处处有我师。

http://www.bullock.cn/blogs/shafa/archives/84111.aspx

道理很清楚,给定中国几乎无限量的本土博士和在读博士生,海归博士的近似替代品太多了,给你每月几千块,干不干?不干有的是别人干。海归博士的科研水平可能平均是要高一些,但给定中国目前的科研水平,那高出来的一点没有什么市场价值,换不成钱。

我在自己的twitter上最后说了两句话:

所以能力归能力,那属于你自己;钱归钱,那是市场力量。永远别埋怨怀才不遇,市场不需要的能力,自己留着自娱自乐吧。比如韩寒和冯唐的写做能力。

作为学经济学的,我根本不赞成中国大幅提高科研人员待遇,在高科技上研发上大搞竞争。科研过程太费钱,我们玩儿不起,还有几亿农民穷得要死呢。在国际上购买或山寨别人的成果就好,省钱多了。别听那些科学家痛心疾首的,都觉得自己重要,其实也是利益集团,不知百姓柴米油盐。

别以为自己经济快速增长了30年就从农民变成书香门第了,要大搞精神生活自主研发玩儿高科技了。政府可以高歌猛进的烧钱玩儿,保不齐明天还想登月呢,提升自己形象嘛。但起码经济学家不应该凑这热闹,扎扎实实算算账,就解决就业问题而言,搞高科技研发远不如搞山寨版来的实惠。

引进海归?留他们在美国做研究去吧。要喝奶不用弄那么多荷兰奶牛在家里,太贵,费草料。本土奶牛,量大,草料也不讲究,挤出来的也不是三氯氰胺,先凑合喝吧,谁叫咱穷呢?

2009年10月27日星期二

新京报

难怪说北有新京报,南有南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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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钓鱼执法"的违法性质该怎么明确

2009年10月27日08:07 来源:《新京报》

  上海的"执法钓鱼"案水落石出了。

  26日,浦东新区区长姜�表示:孙中界事件中,执法机关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所谓的"乘客"在搭车之前已经被告知了执法时间和地点,而且之前也曾做过黑车的"证人"。目前孙中界和之前闵行区张晖的"黑车"案件已经被终止执行或撤销。

  可能又有人会高呼"网民之胜利"。且慢,上海有关方面的结论似乎有所保留――只是说"不正当取证手段",并没有正面承认有"倒钩"存在。就在一周前,上海浦东城管执法局否认"倒钩"时,是何等"理直气壮"――"经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但现在承认"钓鱼执法"时却是春秋笔法,所以此事件还不能就此画上句号。

  首先,调查组报告将"钓鱼式执法"定性为"不正当取证手段",而不是行政违法,甚至不是"违规"。

  显然,"钓鱼式执法"是公权陷害守法公民,严重败坏了公序良俗。"不正当"的定性恐怕不能平息公愤。当然,这也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严重滞后有关,执法程序"无法可依",执法者频频"创新",漠视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利。但"创新执法"不能违背正义的常识――伪装病人,骗取同情,诱入"伏击圈"之后,扔钱拔钥匙,执法者一拥而上,拖出司机,胁迫其承认违法。这显然超越了"不正当取证"的范畴。有律师直斥其为"有组织犯罪",作家韩寒更是列出一长串"罪名"――"抢劫罪"、"诈骗罪"、"诬陷罪"、"非法拘禁罪"……事实上,在法律实践中,公权机关的这些"罪名"很难受到追究。但,有多少公民会认为这仅是"不正当取证"呢?

  "执法钓鱼"不算违法,其中凸显法律的苍白,应引起立法者的注意。

  此外,张晖、孙中界案中"违法"之处还有很多:一是行政执法者使用暴力强制当事人就范,不许报警,而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只有司法机关才能限制人身自由;二是执法机关胁迫当事人放弃申诉、复议,这是在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些行为跟"倒钩"一样,都是以公权的名义做出的。这样的违法性质,不能被忽略。

  浦东新区已经承诺做好孙中界的"善后工作"。无论是孙中界申请国家赔偿(其精神损失和自伤手指的损失很难得到支持),还是民事起诉作为侵权方的执法机关,"行政违法"是否存在,都是绕不过去的归责要件。既然承诺要做好"善后",那么浦东新区就必须明确行政"违法"的定性。

  再次,"钓鱼执法"的账目应该有个交代。之前闵行交管自曝两年来罚了"黑车"5000万元,并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国家法律三令五申不得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款指标,为何上海顶风违法?公众期待有个说法。也请上海监察、审计部门调查,这5000万罚款,多少上缴了国库,多少财政返还,其中有没有"猫腻"。(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如是,"倒钩"事件,不能就此了结。浦东新区区长姜�承诺将启动追责机制。希望这种追责不能仅限于孙中界案,也不能仅限于浦东新区。这有待于上海市一级政府问责的启动。公众想知道:上海政府会如何追究长期以来执法部门"钓鱼执法"的责任?

明白人

著名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在点评中说了一句"重话","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最缺的是文明、法治和文化。"(见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

钓鱼

晚上看了浦东和闵行"钓鱼事件"的新闻,总觉得官方给的说法还少了点儿什么。

早晨一边准备早饭,一边脑子里不停琢磨,终于想出来少的什么――官方只说要问责,潜台词是只做行政处分;事实上,"钓鱼事件"是明显的执法者违法,知法犯法,既然有犯法行为,当然要法律对他们进行审判。让行政方面处理行政责任,让司法检察部门处理法律责任,才是我们需要的"说法"。

想用行政处理蒙混过关?怎么这些官员还这么揣着明白装糊涂。

到了办公室收到早晨的《南方都市报》,读到今天社论《勿以行政问责之轻相抵执法犯法之重》,心中顿时一阵宽慰。

后续如何,拭目以待!

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江苏

看到这个有点意思

苏州的尴尬:越来越像跨国公司投资上海的加工场。
南京的尴尬:身在江南,尾巴却在江北,还总是被苏锡常看不起
无锡的尴尬:既生苏,何生锡?
常州的尴尬:苏锡"无常"!"(有人以为"常"是常熟)
镇江的尴尬:除了醋还是醋。
南通的尴尬:身在江北,心在江南
扬州的尴尬:三把宝刀仍在,二十四桥仍在,但繁华不在。
泰州的尴尬:外省人以为它是扬州的。
淮阴的尴尬:没人知道他们在忙什么。
盐城的尴尬:除了离淮阴近,离哪儿都远
宿迁的尴尬:好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连云港的尴尬:靠海但离海还远着呢
徐州的尴尬:离江苏太远,离山东太近

江苏各市的心态
南京:我是省会城市和江苏的门面,我再差也无所谓,反正省领导会管的。
镇江:地理上我是苏南,经济上我是苏北,不上不下,挺好。
常州:和苏锡在一起,我是打肿脸充胖子,和徐州在一起,我是太伤自尊了。
无锡:既生苏,何生锡?不过,小苏州,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苏州:南京已被我甩下,看来省政府不搬是难以服众的了。
南通:受尽江苏剥削,却得不到任何照顾,三十六计,走为上(上海)。
扬州:总书记一退,又回到从前。还是重操旧业,玩玩三把刀吧。
盐城:笑傲淮安,我会一直压着你的。
泰州:脱离扬州是我的运气,可总感到中气不足,好象低人一等。
徐州:搞城市建设还可以,可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淮安:我的专长是要钱,活动地点是南京和北京,不然我没法面对父老乡亲。
宿迁: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我想回归淮阴,我不想在江苏垫底,当十三点。
连云港:靠山吃海,我的小日子不比宿迁、淮安、徐州差。

江苏与世界类比
南通―印度―复杂的语言,内部分化强烈,富裕与贫困交杂在这人口众多的土地,迟早出现分裂。
南京―英国―老牌工业地区,过去的辉煌使其雄风依然,在江苏离心力日增的今天,南京凭其雄厚的科教实力,令人敬畏。
苏州―美国―崛起是如此是轻易,庞大的经济和富裕使得其傲视江苏,人缘不佳但又不得不服。
无锡―日本―日资高地,不由得使人想到其产业发达和泡沫并存,但是狭隘和侵犯的本性,在江苏失去人缘。
常州―德国―富足但是低调,软弱招致无锡独立,使得目前土地人口偏弱。
扬州―埃及―悠久的历史和威名,并不意味着今日有多少繁荣,也许错误就在一条河。
泰州―以色列―独立是因为一个强大的企业,这企业和犹太人一样将会游走四方。
镇江―匈牙利―由于偶然的原因归入苏南,但是找不到苏南的特点,矛盾的心态一直摆忽不定。
徐州―俄罗斯―占据最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擅长重型产业的传统,暂时式微,不可小视。
连云港―巴拿马―听上去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但是其本身并没有看到多少实惠。
盐城―马来西亚―虽然不很发达,但是能够自己生产汽车。
淮安―印度尼西亚―很会折腾的地方,县的名字好听,而市和县交换名字叫人意外,除此以外其他的影响很少。
宿迁―格鲁吉亚―分割出来的土地,很少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甚至名字。

搞笑江苏
南京:江苏最大的城市,最没号召力的省会。经济每况愈下,靠吃老本度日。在长三角的重要地位被杭州取代。在省内被苏州无锡看不起。以语言难听出名,民风土俗,被称为最大的农村。最近在吵着撂挑子直辖。

  苏州:江苏最拽的城市。GDP吓人。自诩上海后花园。把上海苏州以外的地方一律看作贫困地区。市民以到外资企业当流水线工人为荣,产品连中文标志都不加。为了经济指标疯狂抽取地下水,地表沉降严重。严重缺水,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水乡。

  无锡:得过"小上海"的封号。凭借GDP张牙舞爪。工业城市,旅游资源靠人工现造但也不可小觑。喜欢跟苏州飙经济,和南京比大小。(在上海面前还比较乖)。一边唱"太湖美"一边放着太湖水发臭。

  常州:出了江苏就没人知道的"大城市"。最近正在考虑往特大城市发展。工业基础还不错,另一个有潜力的污染源。因为走不出苏州无锡的阴影,所以特别看不起江北人,但据说快被南通赶上了。

  镇江:跟江北基本没区别的江南城市,以醋和金山寺出名。体积袖珍,经济乏善可陈。地位相当于南京的一个县,但是喜欢往苏锡常的阵容挤,被苏锡常集体看不起。

  扬州:苏北文化的发源地加大本营。经常昧着良心说自己是江南。一天时间就能看完的"历史文化名城"。谣传出美女,其实出修脚师傅搓背工。现在托某领袖的福开始大兴土木。市民逢人就说,如今我们扬州也是大城市了。

  泰州:充其量一个加强版的县城,城市基础建设贻笑大方,居然也想当大城市。经济上刚有点起色到处放卫星,生怕别人不知道。热衷于跟南通争风头,跟扬州抬杠,跟安徽抢胡**。瞎折腾了一阵,知名度还是很低。

  南通:地处偏远,人称"难通",但沾了上海不少光。最恨被叫作苏北,GDP达到苏州三分之一后开始叫别人苏北,恨不得叫长江改道。同样喜欢瞎放卫星。刚为了超过省内几个过气城市沾沾自喜。回头一看连人家烟台都不如了。

  盐城:苏北恶名的主要承担者,革命老区。对外开放了十多年,贫困人口一大把。海岸线长得吓人,但没有一个像样的港口。市民没见过市面,通了火车比看到恐龙还兴奋。但因为有个把属县进了全国百强而特别自信。

  淮安:淮河重灾区。民风半蛮不侉,工业一穷二白。农业倒还不错,喜欢显摆敬爱的总理和洪泽湖的龙虾。还喜欢说自己是长三角城市,虽然大多数市民没见过长江长的是什么模样。

  宿迁:贫困地区,靠一瓶洋河一瓶双沟打天下,经济给江苏省垫底。几个属县个个上贫困榜,靠国家接济度日。被人评价为不如西部。大多数省内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连云港:喜欢拉外地人看他海边上几座不伦不类的洋房,县域经济惨不忍睹。旅游资源本来不足为奇,几年时间从江苏最有发展前途的港口,堕落为被贫困包围的花瓶城市。

  徐州:山东的弃儿,江苏的养子。大而不当的重工业城市,。以工业污染和治安混乱出名。城市规化完全不成体统。综合竞争力一再下降,煤矿老本吃光。但特别自大,总想自立为王。打出淮海经济区的旗号,但没有人响应。

省内城市大点评

苏州:以天堂美誉自居,有着良好的地理环境,自古的富庶之地,因为富庶,所以苏州人的骨子有着股小家的傲气,宁要苏州一张床,不要江北三间房,眼光势利,根深蒂固。近年来,经济在省内的一支独秀,让原本的小家傲气发挥到了及至,东舔上海、西吠南京,就连自家兄弟无锡也偶尔摆个白眼。虽然苏州有着太多的优越感了,太多的有恃无恐。但苏州人也有自己的痛楚,"苏州五虎将托起小太阳",苏州经济繁华的背后,有着太多的依赖,注定只能是个配角的城市。所以,苏州人说话底气略显中气不足,小家子气太重。

无锡:一个名不转经转的小地方,成长为省内乃至全国闻名遐迩的大城市,无锡人创造力确实值得尊敬。但目前无锡而言,无锡很难再做大,原因很简单,无锡的地盘太小,后劲不足,加上小弟先天的反叛,无锡经济大市的光环,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无锡人还很难称霸王,同样存在着苏州人一样的小家子气。

常州:苏锡常,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其实这三个城市的发家顺序应该是常靠前。但常州近年来的经济步伐放缓,是个不争的事实。秋后的蝎子、瘦死的骆驼,是最好的形象比喻。SXC常州目前只能是依附。常州人基本很少与SC人发生矛盾,更多的是用一家人来圆场,所以常州人比较圆滑。

镇江:苏南城市中经济最差的一个,除了金山寺、醋以外很少被人提及。经济上最近几年被江北城市追的,跑起来有点累,但镇江人的心理还是比较浮躁,总认为自己苏南地理、高人一等,结果是引来更多的口水,所以,镇江人的心理存在严重的失落感。

南京:六朝古都、省会,南京的发展潜力是不言而喻的,但南京的发展似乎与潜力总是很难吻合,经济上被小弟一超再超,加上受到异域影响比较大,南京似乎显的与其他城市的格格不入。但地位还是老大,所以南京人的心态总是老大自居

钓鱼(备案2)

转自:http://www.bullock.cn/blogs/liziyang/archives/83673.aspx

关于钓鱼执法的进一步讨论

李子� @ 2009-10-24 19:59 阅读(898) 评论(2) 推荐值(4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对"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根源"一文,一些朋友有不同看法。他们的意见大致是,上海孙中界案,是一起赤裸裸的抢劫案。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政府界限什么的,有些偏离重点,不得要领。

  对于孙中界案,其实我和几位朋友的看法差不多。这个个案的性质非常恶劣,谈不上什么执法,和有组织的抢劫差不多。如果在中国公民持枪合法化,那几个穿制服的匪徒被当场击毙,是一点儿也不冤的,我要拍手称快。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本案仅仅是抢劫,或者是执法者抢劫,那么,虽然恶劣,但却没什么分析的价值。警匪勾结,为非作歹,这种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禁绝。但任何社会都不会体制性地容忍这些东西。从体制的角度,对这些恶行,没什么可说的。

  要想通过分析,在这个案子中发现更一般的规律,就有必要忽略执法者的个人品性,而把重点放在体制性的因素上。换句话说,分析时不妨假定执法者道德良善,秉公办事,那时,事情会怎样呢?

  具体到黑车案,假如执法者严格依照法律办事,被钓的黑车司机也确有营运行为――包括长期的和偶然的。这时,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长期的职业黑车司机。一些上海本地人提供的信息表明,当地的黑车实际上是成行成市、大摇大摆、招摇过街的。显然,这些真正的黑车和管理当局是有默契的。至于背后是否有什么交易,我们没有证据,暂且不论,但这个事实足以表明,真正的运营黑车恰恰不在管制的实际范围内。

  这表现出了管制的一种困境,或者说是必然的趋势。如果管制的对象符合社会需求,根本就难以禁绝,那么,管制基本上就会化为执法者寻租的机会。这时,还煞有介事地讨论黑车的外部性,及管制的必要性,是自欺欺人。

  接下来看看那些偶然拉活儿的私家车主。在有些国家,这种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如果你想用车,可以搭乘任何私家车,双方协商付费。那么,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这种行为呢?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实际上就是在采用理性原则。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思路去考虑杀人、强奸、纵火等行为。对那些行为,只能采用本身原则。

  既然采用理性原则,我们就来看看私自揽客是否有什么问题。鉴于成行成市的黑车大有人在,认为私自揽客抢占了有牌照者的生意,这种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只能从其他的角度找问题。已经被找出来的理由包括:乘车人无保险、发生纠纷不易处理,等等。

  从自由交易的角度来说,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交易当事人是交易是否合算的最佳判断者。好东西当然人人想要,但判断好坏不能脱离价格。完全有保障的出行当然好,但价格呢?黑车乘客自己当然会计算风险和价格的比例。无需旁人代劳。而且,似乎没有证据表明,黑车的安全明显差于合法出租车,但黑车价格明显低于合法出租车。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清楚私自揽客的行为到底侵犯了谁的什么利益。完全有可能,这时一种没有受害者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侵犯某人利益呢?看来,要有一个发现信息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或者说唯一办法,就是等着看,有没有人提起诉讼。如果没人提起诉讼,那应该就是没有受害者。既然没有受害者,政府何必干预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呢?

  实际情况是,政府单方面对这个有待所有人去发现答案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种行为是有害的。政府掌握什么特有的知识、具备什么特有的判断力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有的只是蛮横的暴力。

  我曾经在铅笔社网站转贴过一篇文章:"反思行政监管,走出社会治理死胡同"

  http://www.ipencil.org/?p=2623

  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其实,这篇文章的观点非常重要,也是我关于钓鱼执法思考的源头。公法和私法的分工,不仅是政府干预社会的程度问题,还是社会能否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问题。私法的意义在于,它动员了所有社会成员发现社会弊端、提起解决方案的能力。而公法,是政府(包括司法部门)对社会争议提供了固定的解决方案。这种固定方案很可能不适应社会的现实和变化,并且调整改变起来非常复杂困难。结果,人们往往置这种公法于不顾,另行发展起法律以外、甚至违法的社会规则。所谓潜规则,大抵就是如此产生的。潜规则可能非常有效,得到广泛认可,但潜规则的最大弊端在于,由于没有公开讨论、质疑的条件,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规则,并且,很难进行及时有效地改进。

  有人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人们不打官司,不见得是没有不满,更可能是忌惮高昂的司法成本。

  这种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到法院起诉,对许多争议来说,都是不合算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下去,可以看到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

  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什么?是自治。自治的人们,会发展出各种调解纠纷的手段。法律手段,尤其是普通法,是自治社会最重要、最醒目的调解仲裁办法,但绝不是最主要的。在一个自治社会上,一定存在多种多样的调解仲裁手段。这些不同的手段,成本不同,约束力不同,分别适应各种不同的争议和纠纷。

  在一个自治社会中,不是只有法院、官员和警察才能调解纠纷、仲裁是非,业主委员会、社会名流、商会、俱乐部、治安官、互助协会,等等,都可以充当仲裁者。只要双方认可,仲裁者就可以铁肩担道义。人们不必事事诉诸政府。

  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争议解决方案,都共同发挥一个作用,那就是,不断发现社会中的侵权、争议现象,并集合利益各方,设计出解决方案。在自治的条件下,这些解决方案必定满足两个条件:成本最小化、满意最大化。

  同时,由于私法体系的灵活性,任何一个解决方案都不必然强行推广到全社会。也就是说,不同的争议有机会得到最适应的解决方案。它们不必削足适履,被强行塞入一个固定的规则之中。

  反之,任何以公权力为主的解决纠纷手段,都必然是僵硬和笨拙的,而且,人为制造出大量的外部性。适应甲地的解决方案,未必适应乙地。但既然是公权力出面,自然首先要保证平等和公正,因此,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万把锁。

  联系到目前中国广受争议的城管问题。城市管理中的纠纷,许多都应该采用理性原则进行个案分析,结合具体现实,找出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必以一套规则适用于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

  社区内的菜市场到底是扰民还是便民?旁人是很难确定的。但如果菜贩们向被干扰的居民提供经济补偿,也许就会皆大欢喜。现在,菜贩们要向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缴费,被干扰者没有得到补偿,自然不满。而如果强行撤销菜市,其他居民的消费需求就被罔顾了。

  任何一部城市管理法规,无论多么详细缜密,都不可能预先涵盖所有的城市管理问题。这时,如果没有私法的解决办法,人们就只能依靠强制的行政力去提供粗暴简单的解决。于是,到处争议不断。这里执法力度不够,那里又执法扰民。查禁摊贩,鸡飞狗跳,路人侧目。放任不管,却又污水横流,街市混乱,怨声载道。

  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类似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异,都是不同体制在知识的搜集和处理方面的能力差异。

  因此,实现有效城市治理的唯一之道,既不是加强政府的执法力量,也不是求助于一揽子投票的民主制度。出路在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自治。自治的基础,则在于清晰的产权和民间自我调解纠纷机制的生长空间。

  可惜,这两者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具备。怎么才能具备呢?我也不知道。

钓鱼(备查1)

转自:http://www.bullock.cn/blogs/liziyang/archives/83342.aspx

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根源

李子� @ 2009-10-21 12:42 阅读(4000) 评论(28) 推荐值(28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为了敛财,上海交通管理部门不惜把自己变成绑匪一类的组织。而他们收买的线人,同样为了敛财,不惜卖身投靠绑匪,为绑匪充当钓饵。这种荒唐的事情,如果不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真难以相信会出现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而出现这样事情的社会,其文明程度是应该大打折扣的。

  荒唐的事情引起舆论一边倒的强烈抨击。这让我对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抱有希望。不过,舆论抨击虽然猛烈,但核心的问题很少被揭示,结果,政府化身土匪的动力机制并没有被真正触动。以后,我们很可能会继续遭遇身穿制服的绑匪。

  大多数舆论批评都质疑"钓鱼执法"的合法性,认为执法机关不应该采用这种欺诈性的手段执法。可是,"钓鱼执法"本身并不应该被一概否定。

  假设,某地频发对单身行路妇女的强奸案。为了破案,勇敢的女警察化装成单身行路妇女,在案发集中地经过,引诱罪犯作案,然后一举擒获。这种执法手段算不算"钓鱼执法"呢?如果算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被否定呢?

  或者,某官员涉嫌向敌国出卖国家机密。反间谍机关伪装成敌国特务,和该官员接头,故意向其购买情报。该官员欣然前往,持情报出售。待证据确凿,反间谍机关人员一涌而出,将犯罪官员拿下。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再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巡行抓小偷的警察,发现某可疑盗窃团伙,于是进行跟踪,但该团伙成员迟迟没有出手作案。警察设法安排某人当众露财,引诱小偷出手盗窃,然后警察人赃并获。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上述情况,应该说,都属于"钓鱼执法"。也就是说,执法机关故意采取某种手段,引诱某人实施犯罪,然后一举擒获。如果没有执法机关的引诱,该犯罪人可能不会犯罪,至少不会犯被执法机关拿获的那个特定罪行。

  可是,上述"钓鱼执法"中,执法机关的行为显然都不应该受到指责。他们的侦查、执法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不能说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是执法机关引诱出来的,也不能说犯罪者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那么,为什么说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对"黑车"实施"钓鱼执法"就是非常邪恶、状类绑匪的行径呢?

  这要从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两个认定原则说起。

  法律认定某行为属于违法或者犯罪,有两个原则:(一)本身原则;(二)理性原则。

  本身原则适用于行为本身只要实施,就属于违法犯罪的情况,比如闯红灯、盗窃他人财物、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等等。这些行为,只要发生了,就是违法犯罪,就应该受到制裁甚至打击。

  对这些行为,犯罪者没有理由以执法机关使用"钓鱼执法"来为自己开脱。不管别人怎么引诱,人们都不应该做这些事,做了就是违法甚至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钓鱼执法"是完全可以和应当使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把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分子找出来。

  另一种情况,判断某行为是否违法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做了,还要看其行为的原因、动机和后果。这就是理性原则。比如,建筑施工制造噪声,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如果工地在荒郊野岭,大可以毫无顾忌地制造噪声。但如果工地不巧位于居民区,噪声严重扰民,居民提出抗议,那么施工就属于违法行为,施工方就要对周围居民做出补偿。

  再比如,使用他人知识产权产品,如果仅仅用于教学研究,可能就不属于侵权,但如果用于商业性场所,就会构成侵权。

  按照本身原则执法,好处是执法简便,成本低,但本身原则只能适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在某些条件下才属于违法犯罪,就不能笼统地适用本身原则,而必须用理性原则进行逐一判断。

  "钓鱼执法"设法诱使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然后加以制裁。这种执法方式应该只适用于符合"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司法当局应该有明确的根据,确定这种行为只要实施,就会造成对他人合法利益的侵犯。

  但如果一种行为并不必然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而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构成违法犯罪,这时,"钓鱼执法"是绝不可以使用的!如果使用,"钓鱼执法"将把守法公民变成执法者定义的违法者。然后,执法机关再对其进行制裁或者打击。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无异于心怀叵测的绑匪,是在公然与人民为敌。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黑车"应该适用本身原则还是理性原则?无疑,"黑车"应该适用理性原则。车主开车,自愿允许其他人搭乘,无论是否收费,我看不出这种行为何罪之有。如果采用本身原则,仅仅因为当事人做了这件事――让陌生人上车搭乘,就可以认定其违法犯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搭乘行为没有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相反,这种行为是有利于其他公民和整个社会的。

  当然,有的城市有一些管制规定,比如限定出租车的营运资格,实行有限数量的牌照管理。"黑车"似乎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本身就有很多争议。主张自由市场原则的人――比如我,是坚决反对此类管制规定的。

  且让我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规定是可以接受的,其立法本意也是仅仅限于"非法运营"的车辆,而不能适用于所有让陌生人搭车的情况。上海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应该并没有什么法律禁止人们搭车吧?

  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正是因此而生。他们设法混淆这两种情况,采用可耻的手段,把这两种情况都归入管制范围,然后通过罚款谋取暴利。贪婪使得他们越来越过分,以至于把人们出于良善动机,帮助他人的行为也归入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上海政府也就因此达到了反道德、反社会的高度。对这种高度,吾辈只能高山仰止、望而兴叹。

  那么,应该如何铲除这种邪恶呢?具体的办法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但基本的原则并不复杂。那就是,把属于本身原则的行为归入公法领域,列为公诉案件,交由执法机关直接侦查处理。而把属于理性原则的行为,归入私法领域,只是在当事人感到蒙受侵害,并提起诉讼的条件下,法庭或其他仲裁机构才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违法犯罪。换句话说,民不告,官不究。对这种行为,司法机关或者政府不能不请自到,无事生非,更不能搞什么"钓鱼执法"!

  如果政府对适用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制止不力,那必将使社会秩序混乱,导致公众利益受损。那是政府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同时,如果对适用理性原则的行为,政府主动出击,甚至"钓鱼执法",那就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伸到公民的私人领域之中。这必将导致许多本来合情合理的行为被扼杀。社会会失去许多探索、创新的空间。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

  回到黑车的问题。上策的解决办法是彻底废除出租车管制条例,这自然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钓鱼执法"的可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也应该将其归入私法领域,奉行不告不理原则。我们倒要看看,黑车具体侵犯了谁的什么合法利益?是怎样侵犯的?如果长期无人去告,那么,管制条例自然也就应当在适当的机会废除了。

  将本应由私法处置的行为交由公法处置,自然会纵容执法人员的贪欲,让他们主动出击,竭力把人们并非违法犯罪的行为定义为违法犯罪,并从中寻找牟利的机会。这种局面的恶劣后果已经受到了广泛批评。我希望,人们能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恶劣局面的根源,并致力于从根本上铲除邪恶。

  注:关于"本身原则""理性原则",来自薛兆丰著《商业无边界》第三章。法律出版社,2008年。

2009年10月22日星期四

Voltaire

抄一句伏老师的话:
It is dangerous to be right in matters on which the established
authorities are wrong.

折叠

工资单到手,18xx大元。果然和那辆要1800的二手折叠车价格差不多。

死心吧。

昨天分别在当当和卓越订了几本书,今早一股脑儿到了。快递太快了。

一本书中读到引丘吉尔的话"我们靠获取维持生活,却要靠给予才让生活有价值"。想找找原文,没找到。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驴耳朵

静夜,读书。

读的书中提到讲驴耳朵的故事。使劲想想,依稀有很淡很淡的儿时的印象。

再使劲想想,想起了那套厚厚的《365夜故事》。

再想,想起了母亲

闹运

官员伪造图纸骗民拆迁――被人大代表踢爆的内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8

如果闹运果然是赚钱的,那俺是万分期望北京能一直办下去。不但4年一次,中间3年也可以组织全球一家人都过来噻。

2009年10月18日星期日

台湾

又看了一部台湾电影,小镇的生活,四五个年轻人,平常的故事。

平常的故事,普通人的感情��亲情、友情和爱情。

普通人的感情,在台湾的电影里,总是有种缕缕不尽的感觉。即使没有那么炽热浓烈,即使如水般的平淡,却少不了那种粘连在柔软心底的人情和人性。

为啥台湾这块土地能产生琼瑶阿姨这样的作家。看过的几部台湾电影,分明说明这块土地就是会滋养出这些重情的作品。滋养出这些重情作品的土地,一定少不了重情的普通人。

期待有天能去台湾走走。希望在那天,去台湾和去大陆上的任何一个省市一样简单。

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恨晚

《纽约客》禁区●胡舒立
浦志强 10月 15th, 2009

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detail.php?uid=4744335&urpid=778947356

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
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
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
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
'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
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
"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
"《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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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撒旦,可与争锋!
樊真人 10月 13th, 2009

唯有撒旦,可与争锋!

樊真人

楼行健:毛究竟有什么功绩呢?

毛犯过错误,许多是重大错误,这点恐怕已是大家共识,但部分人认为毛也是有功的,应客观完整地看待和评论毛。那么毛究竟有哪些功绩?我们不妨逐个分析一下。

一, 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站了起来?

  这是最常见到的,毛的最大功绩。我们不妨来认真分析一下,所谓"三座大山"即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则本主义。在二战前,中国许多地方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东北和台湾割让给日本;香港由英国掌管;澳门由葡萄牙掌管;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武汉……有许多外国租界地,等等。

1, 推翻第一座大山――帝国主义?

(1),东北的收复是随二战结束,日本投降而回归中国的,很难算做毛的功劳,毛从来没到台湾打日本,还不是一样回归了中国?让日本在二战中决定性失败的是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并没让日军伤筋动骨。即便在中国战场上,正面作战的是"国军",东北战场上毛自己在《毛选》中都说"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更不必谈毛没打过的南方日军。因此,毛在抗日战争胜利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十分值得商榷。

(2),其它地区的回归。台湾回归中国大概很难算做毛的功劳,香港、澳门都是在毛去世后回归的,也不必谈了。余下的就剩几个大城市的外国租界地的收复了,如果这个收复属于功劳的话,是应算给毛的。但一个国家的强盛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几块租界能对中国整体走向产生多大程度影响值得怀疑。我们今天引进的外资、企业和各种办事机构恐怕比当年不知多几倍,还不是照常按自己的道路发展进步。况且台湾地区,我们当年并没去没收外国企业,现在台湾的主体经济还不是由台湾人自己主导,并没沦为列强殖民地一说。

  此外,有网友谈到除香港,澳门和东北苏军基地外,外国租界地45年就已经消失了。还有网友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租界取消的事主要是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解决的。二战是英美法的租借和中国是同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日本的租借是汪伪政府负责交涉取消的。不过这事我并没认真查资料,不作为根据。顺便说说而已,大家仅做个参考,更希望了解租界问题的朋友发表意见。

附:某网友跟贴的资料:

中国人民收回外国租界的年代

1919年收回天津德. 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

1924年收回苏联放弃的前俄租界

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9年收回天津比租界和镇江英租界

1930年收回厦门英租界

1943年收回天津广州英租界及英美比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

1945年收回在中国各地的日租界

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

1947年收回天津意大利租界及意在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的权利.

  至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租界被全部收回。

2, 推翻第二座大山――封建主义?

  国共内战时,毛向全中国人民表明自己未来的建国方略是建设一个类似于英美那样的民~主制度国家(这在《历~史的先声》中体现的非常明白)。这要比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不知好多少倍!这让中国人看到了个光明的未来,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许多家境优越,追求民族进步理想的富人都站到毛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毛能推翻蒋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毛那时的承诺顺应历史大潮,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说归说,后来毛建立的制度比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民主多少,恐怕就不用多说了吧。

从形式上,毛建立了个"新中国",但这个新的国家制度究竟比原来的中华民国制度好在哪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毛跟随苏联搞的"计划经济"让大陆被台湾远远抛在后面。所有的按毛的标准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部经济失败。

死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给整个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以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这个"新"东西究竟是功是过,大家评说吧。

3, 推翻第三座大山――官僚资本主义?

  毛时期,人民貌似当家作主人,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权利。有人说人民可约束官员,但你能约束的只能是毛定义的"走资派",你约束个革委会主任来看看?你立刻会被革~命人民"识破",由"革~命"的一伙扔进"反革~命"一伙里去,从95%一堆里骤然变成5%的一员。

  说当年群众热情高,你敢不"热情"吗?知青们被人赶到农村(象不象被卖到'黑窑'?哈)还必须兴高采烈,真是被人卖了,还得帮人家数钱。高高兴兴地数。他们是自愿的吗,为什么打倒四人帮后又都回城里了?

二, 毛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真是这样吗?须知二战结束时成立[联合国],中国就作为创始人而成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要谈这方面功劳,貌似蒋介石更大。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直到后来跟苏联闹崩才急忙与西方国家建交靠近以求平衡苏联的威胁。交的一些"兄弟国家"也没几个不翻过脸的。

  也有人认为毛不怕任何敌人,敢碰硬。跟美国打、跟印度打、跟苏联打……,打出了地位,打出了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但我个人倾向于把这些算毛的"特点",能感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世界上不多。最多算个"特长",不算"功绩"。拉登也把许多国家整得害怕,朝鲜的原子弹也让许多国家胆战心惊,但阿富汗和朝鲜的国际形象并没因此提升。老实说跟四邻都打遍了有啥好处,在保证本国利益情况下,越少打仗越好。

三, 创造"两弹一星",成绩惊人?

  以前也觉得这挺了不起的,世界上没几个国家有原子弹!后来才发现,没有的并不一定不会造。巴基斯坦会造,朝鲜也会造,看来这玩艺是不是"高科技"真值得怀疑。

  不是说中国不该造原子弹,而是把造这个也当多大的成绩炫耀,只会让人感到似乎再没更像样的东西可拿得出手。可能炒作作品不是近几年的创造哦。

即便如此,也必须明白,搞出原子弹、氢弹、导弹的关键性科学家全是外国培养的,跟毛毫无关系。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钱学森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钱三强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没有这样一大批热爱中国,以为赶走蒋介石独~裁政府,可以建设民~主新中国的热血"臭老九",以着满腔的热情返回中国并忘我的工作,靠毛推荐上大学的张铁生之类人物,大概能造出个土地雷就不错了。呵呵~

四, 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造成强国?

   以前上学课本上写,旧中国连铁钉、火柴都造不了,叫"洋钉""洋火"。但事实是怎样呢?

看下部分材料吧: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五, 毛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毛时代中国版图并没有任何扩大(反倒有网友谈到被印度夺走领土问题,认为是在沙俄夺走中国土地之后,失去领土最多的时期)。

  不过,外~蒙独~立倒是跟毛有间接关系。斯大林为了地域安全,在两个大国间制造这个"缓冲带"。这情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从苏联独~立出去后,我国西部受苏联威胁消除是一样道理。要不是有毛当年和斯大林拉拉扯扯(见附件⑥),使得斯大林在蒋介石面前有王牌可打,蒙古会不会独立出去还真难说!

  类似的问题在台湾上也有,为了金日成非去打朝鲜战争,使得与美国关系几乎进入战争状态,若不是蒋介石坚决反对独~立,为中华民族统一留下空间,台湾真趁乱时独立了大陆有啥脾气?现在出兵收复一个多年已被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怕不太可能了吧!

六,毛时代没有腐败现象?

很多朋友谈得最响的观点是毛时代无腐败。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个理由。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先从毛~泽~东本人说起。说毛生活简朴,困难时不吃红烧肉(资料显示改吃西餐了,非常精细、高级,《毛~泽~东遗物事典》94―96页,作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顾问:汪东兴、张玉凤出版社:红旗出版社,书号:ISBN7-80068-972-7/A.19),睡衣带补丁(资料显示补衣服花的钱一点不比买件新衣节省钱,《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第二十四篇,中央文献出版社,书号:ISBN7-5073-0504-X)。可光个韶山滴水洞别墅就占了一大片风景区,还进口不少苏联的设施和用品,须知这别墅是在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1960年兴建的,别处还有不少别墅就不提了。毛的香烟要专门制作,这一支香烟要抵上多少红烧肉啊?毛的瓷器也要专门制作,这一只饭碗要抵上多少件睡衣啊?

再看看他的亲属(更多资料请见附件⑤),众所周知江青是个上海演艺圈三流演员出身,无德无能却能挤身中央核心。毛的闺女二十出头能当上解放军报的总编。毛的臭名昭著的侄子年轻轻当上辽宁的党政军一把手,被誉为"东北太上皇",……。

再看看当时整个社会腐败。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毛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才能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一个够"级别"的干部家里可公费装电话,出门有汽车,出差乘软席或飞机。这一切都是身份和级别的象征,普通老百姓是与电话、软席、飞机无缘的,即便你有钱。官员的食品、烟酒、生活用品都有"专供",完全不同于普通百姓一切凭票供应的贫苦境地。当时在东北有段顺口溜就是这种差别的写照:省【群英】,县【牡丹】,一般干部【迎春】烟,工人阶级大【握手】,傻B青年【农丰】烟。(【农丰】牌香烟9分钱一包。呵呵)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的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却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张铁生、黄帅……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而会不会获得这个典型完全取决于当时政治形势需要,想树你当典型,你想跑都不行。张铁生、黄帅等就是例子。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去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比较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多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的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邪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背后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就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有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打倒却又仍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普通老百姓子女。

总之,我觉得由于现在存在社会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严重就期待回到毛时代无疑是饮鸠止渴,须知那个时代更不公平,更腐败。

七,毛共~产主~义情操高尚,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是这样吗?请看:

杨开慧1930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14日光荣就义。贺子珍1928年与毛~泽~东结婚。

贺子珍1984年逝世。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

时间顺序怎么是这样啊?

曾有朋友回帖中说那时没有《婚姻法》。难道具有共~产主~义高尚道德水准的伟大人物也需要法律强制约束吗,没人看着就干这种事?

(顺便提一句,电视剧《井冈山》不够尊重历史,杨开慧明明牺牲于1930年,但编导们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硬是将杨开慧之死提前了两年,以便合理地解释毛主席与贺子珍1928年的婚恋。呵呵)

八,毛鄙视"崇洋媚外",反对"全盘西化",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很多朋友认为毛有民族气节,维护国家统一,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站立起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下面事实:

毛早在1920年就写出类似于《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 ―
湖南共和国》(见附件①)等大量文章,表明自己主张各省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构想,并经过多年坚忍不拔的实践,终于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任国家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附件②)中多处明确表明支持各地独立的政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后,毛的政府也全力给予支持和歌颂(见附件③)。

在思想和精神上,毛掘了【黄帝陵】、砸了【孔子庙】,各地毁坏祖宗留下的财产及文物无数,把中华传统文化全部铲除,可谓挖了祖宗坟,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同时把死了上百年的西方洋人理论奉为之宝,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大搞"全盘西化"。甚至连小孩子也要天天学习背诵,喝水的茶缸子上也印着洋人的教导。对前苏联领导人一口一个"老大哥",自告奋勇,甘心情愿地地以"小兄弟"自居,国际上毫无原则性地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充当"老大哥"马仔的角色,何谓丢尽人格,丧尽国格。

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嘴上喊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实际上却推行一套空前媚外的政策,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使用两种货币的国家,各地为外国人建的"友谊商店",中国人是无法购买商品的,因为要用"外汇券"。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无论是官员、商人、游客……一律都被尊称为"外宾",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受到高于中国人一等的照顾,比如"涉外旅馆""涉外饭店"……,总之只要一带"外"字,立马变得身价不同,中国人利益和"外宾"利益有冲突无疑立马给"外宾"让路,"外事无小事"嘛!这个原则连社会的混混也明白,即便喝多了敢打革委会主任的孩子,也绝不敢去惹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根毫毛,否则后果我想大家是很清楚的。

九, 毛时代人民生活虽然很穷,但主要是作了工业积累,现在的成果是毛积累的?

最近一段时间说"时代人民生活虽然很穷,但主要是作了工业积累,现在的成果是毛积累的"很盛行,甚至有些"专家""学者"也这样说,还洋洋洒洒写论文,亮数字。

这些说法貌似很有道理,但根本经不起认真推敲:

首先,统计数字的权威性要来自无数的原始基础数据的权威性。国家统计数字是各地方,各部门,各工厂,各乡村,个人各户原始数据的积累。文革期间各地所有机关基本瘫痪,包括公检法部门都被砸烂,全国人民每天除了学毛著、写大批判文章、揪斗阶级敌人,就是武斗。各地开着宣传车,拎着棍棒上街,厉害的地方开着坦克,拎着机关枪。在这种状态下,统计部门能统计出精确的数字十分令人怀疑。

其二,是先有统计部门的数据,然后再有宣传部门的报道宣传;还是先有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然后再有统计部门的数据跟进做支持呢?"大跃进"时统计部门能根据宣传部门的需要"统计"出亩产万斤的数字,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革狂热年代,统计数字又会怎么产生呢?

再有,人类社会总体是向前发展的,每一时期经济、技术都是在前阶段的积累基础上进步的。慈禧太后的晚清再腐朽,科技方面也比康熙盛世发达,毕竟光绪有自行车了,而康熙没有。所以用这样方法自己和自己比"进步"实在是没多大价值。

那怎么比才能看到国家经济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我想,比较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比重地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方法。这好比一个学生,他一年级时年级排名第十名,到三年级时年级排名下降到第二十名,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学生学习成绩退步了,尽管他三年级时又学会了5X6=30,而一年级时不会乘法运算。

那么请看一下毛时代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旧中国时期是变大了,还是减小了吧:

1913年(中华民国初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8.9%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可认为是中华民国末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4.5%

1973年(文革中后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4.6%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11.5%

(详见附件④)

由此可见,从1949年到1973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由4.5%变成4.6%,基本没什么增长。而1949年的中国是刚刚结束多年战乱的状态,经济受到长期战火的摧残,毛时代的经济却只能和这样一个时期一样地位。

  至于毛字写得好,诗作的好,声音洪亮,步态平稳……我想就不必讨论了吧。约旦国王侯赛因当年经常自己驾飞机出国访问,一次竟甩掉两架追击的叙利亚米格―17战机!厉害不?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还是柔道高手,一人开着SU-27前往慰问士兵的图片大家看过吧。人们常笑话最笨的小布什也曾是空军驾驶员。……老实说,靠民选上台的领袖总体看比独裁夺权上台的领袖有更多个人魅力的地方,否则怎么吸引人们投票呢?最好别比这方面,不是强项,是短处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阿根廷

还是没忍住起来看了对乌拉圭这场。

最后还是比稳,更稳的阿根廷赢。倒有点儿丑陋地寻思阿根廷倒下会怎样。地球肯定照转。

即使去了南非,还是非常不看好它。02年巴蒂的攻击线,一样倒下。06年一群小个子苦苦和德国主场周旋没顶住。现在这一拨人,怎么看都没有前面几拨强。既然攻击乏力,防守羸弱,还有什么盼头呢?盼他们倒下地像个男人吧。不要像98年那样假摔红牌被人过。

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

闹心。

一早骑车没带自行车包,把钥匙落在包里。郁闷地请一小时假回家取。此时此刻,特别地想折叠车。折叠车就能顺手提上楼搁桌子下边。

一直在默默关注二手自行车。前两天一家伙挂上网一辆挺好的二手折叠,原价2900左右,转出1800。很动心,很闹心。自欺欺人的心说,如果不是不讲价,降到1500就出手拿下伊。可他真降到1500,下得了决心么。这几个月的平均工资也不过这么多。花一个月的工资,在这样的艰难时世,买一辆车,有些说不过去。这些钱,也大概顶半台电脑主机。换主机,很需要;买折叠,很喜欢也有点儿需要。只花一笔钱,还是忍心留给电脑吧。

一早上车,喉咙极不爽,极不道德地掷了口痰进路边的绿化带。

掷完狠狠自我批评一番。忽然想起来小时候学习吐痰的事。

记不得是二三四年级的时候,还不会这门技术。偶尔有点儿痰或者口水,基本上都要就着水池,让其从口边自由下落。终于有一天开始注意路人吐痰的英姿,那噗的响亮一声和亮晶晶的弧线轨迹,挑动了幼小的效仿欲望。

从此后,多了一个刻苦自学吐痰的小学生。说起容易做到难,开始既画不出弧线又解决不了唇口的粘液残留。依稀记得花了有半学期的功夫,才掌握了勉强算得上干净利落的吐痰技术。

都说学好容易学坏难,学这个不好的行为也不易啊。

2009年10月13日星期二

排球

奥运会决赛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一场女排,天津―辽宁。

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天津队,不为别的,就为她们上场都是笑盈盈的。啥人最好看,当然是笑的最好看。辽宁的同志们,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本来样子就没有天津队青春朝气,一脸的凝重把几个老将的暮气渲染的更厉害。

每赢一个球,天津的MM们往往喜笑颜开;而辽宁的JJ只像是艰巨任务完成一点儿,前路漫漫尚需很多努力。整场比赛,连领先拿下的一局,都没有让辽宁队卸下这种心理包袱。

天津的MM,赢球了不但会笑,还有MM偷偷地向同伴做鬼脸。不但赢球了会笑,一个倒地没救起来球,翻滚站起来还会自己笑笑。这样的比赛,才称得上是"Play"。

想起上一场,一群把排球差不多当副业的MM,黑白高矮胖瘦都有,硬是在郎平的指挥下一路进入决赛。即使面对无敌的巴西,也能从对方手里抢下一局,就是巴西在整届比赛丢的唯一一局。这是真正的"Play"。

啥时候中国女排能有这样的表现啊?

转过天想看看天津队激动庆祝的照片,顺便看看网友的评论,唉,回到了可爱的中国。

【2009-10-13 08:51:14 新浪天津网友nutrition0133
可能最可悲也是最可怜的就是张平了。雅典奥运会后,最风光的是主教练陈忠和,人气爆棚的是冯坤、张越红、周苏红……好像基本没什么人记得起张平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04
年奥运会的录像看下,从头到尾的看下,看看谁才是那届比赛的最大功臣,看看数据统计,看看张萍得了多少分,看看张萍当年的风采。哎,张萍那么重的伤,国家队不管。赵蕊蕊去
美国疗伤,张平没人管。可悲】

又看见,熊倪教练曝全运跳水金牌潜规则
http://sports.sina.com.cn/o/2009-10-13/03304629772.shtml

一个"体育精神"沦丧的国家,能成为金牌第一的大国,谁还敢说咱们中国不可爱捏?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

《财经》

一早浏览网页,看到一则很震惊的消息――《财经》杂志骨干团队集体辞职。

《财经》是我心目中的内地最佳杂志之一。不过认识并注意到这本杂志,和财经没多大关系。四川地震后,特意翻阅购买了各个周刊杂志的地震特辑。其中让我惊讶的是,《财经》的专辑是我所能找到的里面最出色的。是"最出色",而不是最出色"之一"。超过三联生活周刊自不比说,比南都周刊更棒有点儿出乎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好的不是一点点,好的是至少一个档次的落差。组织选题,图片和文字的质量,文章的视角、广度和深度,让人爱不释卷。

这样一本出色的杂志,杂志社突发这样的新闻,中国人的惯性思维不用多想,就知道问题可能在哪方面。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92569/59608

此地不能留,自有留人处。期待这个团队的新平台。

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

阿根廷

做一个阿根廷的球迷不容易,每隔四年要被打击一次。

90年,残阵硬是顶住了西德,但是没顶住点球。
94年,球王出问题。
98年,奥特加丑陋的表演和阿亚拉让小人博格坎普一球鸡犬升天。
02年,史上最秋风扫落叶的预选赛,到了正赛只赢一场。
06年,1球领先控制比赛主动时换下核心里克尔梅,送德国入4强。

前晚看烂英格兰输给乌克兰到2点多,上床就着。想着6点开始的阿根廷预选赛生死战错过也罢,老马这队踢的就是垃圾。醒来看表7点50,正好比赛最后几分钟。眼看后卫在小禁区表演脚后跟,然后被秘鲁追平;眼看疯子加时里锁定胜局;再看到乌拉圭也在加时点球取胜。一个太戏剧的早晨。说啥15号乌拉圭对阿根廷你死我活的这场一定要看。当然,在乌拉圭的主场,阿根廷超级危险。如果世界杯没有阿根廷,地球还得转。不怪别人,还是自己的近些年的人才问题啊。

最恶心人的葡萄牙队倒赢了。好在瑞典和易卜基本没戏。那俺诚心祈祷三圣,让葡萄牙和瑞典一样,明年夏天放个大假,好好当观众吧。

长假

8天长假前,准备了100多G的电影电视剧。假后发现,1个G也没动。除了电视球赛,基本上都花在几个绝望主妇上了。

从第二季到结束第三季,明显的感觉是凶杀色情成份增加。难道观众都觉得前面太平淡,不来点儿刺激的会影响收视率?看第三季比较火大的是Susan在Mike昏迷时候的表现。感谢编剧在季末让Susan导演了那个最小但是绝对动人的婚礼,让我对她的不满大大消减。Gaby和Carlos,俩人都有可爱的孩子气,不过离婚时候的表现离可爱差的太远,大开眼界。不是冤家不聚头,估计后面还有的热闹。Lynette夫妇是我最最最欣赏的,该工作就去工作,该家庭就辞职主妇主夫,该爱时候就爱,要吵时候也不憋在心里,爽快;最重要的是彼此都能为对方考虑,理解对方。打开头就没喜欢过Bree,看了三季反而觉得连Hodge都没Bree那么恶心。Bree,所谓完美主义者,实际上是头号的表面完美主义者;做的一切都是让别人(在她心里,家人也是别人)看着完美;只要表面完美,实际上一塌糊涂都没啥。说丫有点冷血也不为过。

突然想到韩剧《看了又看》和日剧《冷暖人间》,不一样的国家,都是普通的生活剧,最最打动人的还是人情味。

2009年10月9日星期五

南方周末

感谢《南方周末》的文章《让每一个中国人也站起来!》中的文字:

有集体人权,相应地,也就有个体人权、个人人权。个人人权的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它的诉求对象,是这个人以外的其他人或组织,其重点,无疑是政府。因为,能够侵害个人人权的,往往是政府本身,而要保障每个人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同样需要政府的作为。事实上,人类社会成立政府的目的,不仅是抵御外侮,也是要让每个国民幸福。

南方都市报

诺贝尔奖陆续揭晓,获奖者照惯例和中国公民无关。

感谢南都的文章,清楚的知道除了一位华裔曾在49-51年在国内上过学,其他的获奖华裔,无一没有在中国受过任何教育。

这个事实很震撼,原来不只是高等教育出了问题,而是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教育都有些问题。

60周年,多少代学生,这也是新中国的成就。